1989年，一位美国药企负责人主动放弃巨额收益，将关键乙肝疫苗技术近乎倒贴提供给中国，只为了帮助我国数千万新生儿摆脱疾病威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是乙肝高发国，全国约有 1.2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数十万新生儿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不少人后续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整个社会背负着沉重的疾病负担，想拦住这场疫情，只能靠疫苗。

当时国内科研条件简陋得超乎想象，没有自动化生产设备，没有高标准无菌实验室，病毒提纯、抗原制备全靠科研人员手工操作。

北京人民医院的陶其敏带着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缺少合适的大动物实验条件，疫苗的人体安全性没法验证。

眼看着疫情多拖一天就多一批人感染，陶其敏和同事们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 在自己身上试验疫苗。

他们把尚处试验阶段的疫苗注射进自己体内，连续三个月抽血监测各项指标，用自身拿到了第一手安全数据，让国产乙肝疫苗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

但初代血源疫苗的短板也很突出：依靠人血浆提取抗原，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还存在血源传播的潜在风险，想实现全国新生儿普种，几乎不可能。

就在国内防疫陷入瓶颈的时候，美国默沙东公司研发出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依靠基因工程技术摆脱了对人血原料的依赖，可大规模工业化量产，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更胜一筹。

中国很快组团赴美谈判，可按当时的市场定价，疫苗费用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时任默沙东公司总裁的罗伊・瓦杰洛斯全程关注着谈判进展，他很清楚，按正常商业规则合作，公司能获得丰厚回报；但他更清楚，中国每年上千万新生儿正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最终他力排公司内部的反对声音，同意以 700 万美元的价格，将全套生产工艺、菌种、配套设备以及人员培训打包转让给中国，算上美方派驻专家、现场技术指导的成本，这笔合作几乎没有利润，甚至是倒贴的，有人问他缘由，他只平静地说：“这是一件正确的事。”

之后北京天坛、深圳康泰两大疫苗生产基地相继建成，美方工程师手把手传授核心工艺，没过几年国产重组乙肝疫苗就实现了稳定量产，接种成本大幅下降。

从纳入国家计划免疫，到新生儿全面免费接种，几十年间，我国 5 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从接近 10% 降至 1% 以下，数千万孩子躲过了乙肝的威胁，无数家庭免于病痛之苦。

在我看来，这件事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 “放弃百亿利润” 的爽文桥段，而是两份纯粹的医者之心跨越了山海：这边有敢以自身试药的本土科研人坚守阵地，那边有把救人放在利润前面的学者伸出援手。

科学可以有国界，但治病救人的初心没有，今天我们能从容地给孩子打上这一针，不该忘了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与担当。[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