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部，谁是蒋介石最为忌惮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他追随孙中山，在黄埔与北伐军中威望甚高。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公开反对蒋介石，坚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据后人回忆，蒋介石私下闲谈认为，邓演达是有可能取代自己的人。

1927年3月17日，蒋介石给邓演达写信，请他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这封信出现得很反常。就在此前一个多月，邓演达正在武汉公开推动“恢复党权”，主张军事服从中央党部，反对总司令个人权力不断膨胀。蒋介石在日记里已经写下对他的强烈不满，甚至指责他在武汉军校“播弄学生”。

可到了真正要用人、要稳住局面的时候，蒋还是想把邓拉回来。

邓演达拒绝了。

他给出的条件并不含糊：如果蒋介石能够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个人独断，他仍愿接受领导；至于参谋长的职位，并不是关键。

两个人此时争的，早已不是一个职位，而是谁有资格决定国民党的方向，谁又能把黄埔和北伐留下来的政治资源握在手里。

这正是邓演达最让蒋介石难以处理的地方。

邓没有自己的地盘，也没有一支只听命于他的嫡系军队。他的力量来自另一套东西，黄埔军校创办时，他参与筹办，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北伐开始后，又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这样的经历，使他既熟悉军队，又能进入党务和政治动员系统，还在黄埔学生中留下相当影响。

1926年底以后，这种影响第一次真正撞上蒋介石的权力边界。
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前后，蒋介石倾向中央暂驻南昌，武汉方面则坚持既定迁都安排。

邓演达站在武汉一边。

争论很快从“政府放在哪里”转成了更尖锐的问题：北伐军总司令究竟应受谁约束。

1927年2月至3月，武汉方面推动恢复党权，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又调整中央权力配置，压缩蒋介石个人集中的部分权力。邓演达是其中积极参与者。

蒋介石恼火，却仍写信拉拢他。

此时的邓，还不是一个可以随手排除的普通反对者。
如果邓只是武汉方面一个善于讲话的左派人物，事情不会发展到后来那一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邓演达公开反蒋，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方向。武汉局势随后逆转，他离开中国，先后前往苏联和德国。到这一步，他已经退出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也失去了直接影响时局的正式职位。

按一般政治斗争的轨迹，一个没有职位、没有军队、没有地盘的人，很容易被挤到边缘。

邓演达却没有消失。

1930年，他秘密回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变化也从这里开始。此前，他主要是在国民党内部限制蒋介石；这一次，他已经另建政治组织，提出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平民政权，并设立军事委员会，准备把反蒋工作伸入军队。

他还重新经营黄埔关系，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黄埔旧生和军界人士。1931年夏，临委会又准备以江西为中心发动军事行动。计划没有真正实施，但性质已经变了：邓演达不再只是反对蒋的政策，而是在尝试建立另一套政治和军事网络。

有影响，并不等于有实力。

邓身上的三种资源能够彼此咬合：孙中山时代留下的政治资格，黄埔和北伐积累的人脉，以及1930年以后已经成形的独立组织。单独看，每一样都不足以撼动南京；一旦接起来，却可能把国民党内部不同来源的反蒋力量拢到同一个中心。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坊主持干部训练活动时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蒋介石次日在日记中写下“天网恢恢，终难幸免也”。邓被捕后，陈诚等黄埔旧人曾为他求情，陈诚甚至请求蒋“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一度表示可以从宽处理。

邓已经成为阶下囚，过去在黄埔和军界留下的关系却仍能抵达蒋介石面前。陈诚求情归求情，并没有率部转向邓演达。邓的政治影响是真实的，他的军事力量也有清楚边界。

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真正把蒋邓关系写清楚的，其实是此前四年的行动。1927年，蒋一边在日记中痛斥邓，一边仍想把他请回总司令部；1930年以后，邓另组政治力量，又把手伸向黄埔和军队；到了1931年，拉拢、监视、追捕终于走到了秘密处决。

邓演达当时并没有取代南京政府的现实实力。
蒋介石所面对的危险，是另一种可能：一个曾深度进入黄埔和北伐体系的人，正在试图把孙中山的政治遗产、黄埔军人的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重新接到一起。只要这个连接继续生长，邓就可能从一个反对者变成新的政治中心。

11月29日之后，这条线被截断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存在，原先准备中的军事行动却没有按邓演达的计划展开。那张从黄埔、北伐一路延伸到上海地下组织的关系网，也失去了最能把它们拢在一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