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涂作潮正打牌。邻居忽沉默，凑耳轻问：“老兄，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他心头一紧，这牌局暗藏玄机。

当时，上海局势紧张。

地下工作者涂作潮潜伏在这里，化名蒋林根，开一家无线电修理铺做掩护。为熟悉周边情况，他经常和隔壁米行老板打牌。

这天牌局打到一半，米店老板忽然停下，压低声音试探：“老兄，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涂作潮心里一紧，脸上看不出变化，轻轻放下手里的牌“这话不能乱讲，传出去要掉脑袋。我就是：个修收音机的普通人，怎么会沾这些事。”

老板没有罢休，继续说出自己的怀疑：“你已经34岁，有店有房，孤身一人，没有家室。平时很少聊自己的私事，独来独往，很多被抓的共产党人都是你这样。”

涂作潮听完笑起来，反过来调侃对方：“照你这么判断，你天天接待各色客人，那你岂不是更像地下交通员？”

老板连忙摆手，不敢继续猜测，低头继续打牌。

牌局结束回到店里，涂作潮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他是中央特科骨干，代号“木匠”，这个代号是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期给他定下的。

他受过系统无线电训练，是党内稀缺的机务人才。1937年抗战爆发，他奉命潜入上海，开设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搭建连通延安的秘密电台。

他一直自认伪装周密，这次邻里的提醒，给他敲了警钟。地下工作的危险，不光来自叛徒出卖和敌人搜查，不合常理的生活状态，一样会引来怀疑。在上海，一个无妻无子的独居男人，本身就是显眼目标。

当天涂作潮就向上级汇报，申请组建家庭完善掩护身份。他定了三条择偶标准：女方不识字，自带孩子，身世简单没有复杂社会关系。

在外人看来标准很奇怪，但每一条都是潜伏生存的现实考量。不识字，不会留意电台零件，避免无意泄密；有现成孩子，家庭模样更贴近普通百姓；身世简单，减少亲戚往来带来的暴露风险。

组织经过核查，给他介绍纱厂女工张小梅。张小梅是寡妇，前夫死于肺结核，带着5岁儿子，没读过书，平日只埋头干活，社交圈子很小。

两人见面之后，没有多余客套，直接定下婚事。没有正式婚礼，经过组织批准低调成婚。

张小梅住进店铺后院，每日洗衣做饭照看孩子，从不打听店里生意，也不问涂作潮外出的去向。

夜里涂作潮关在屋内调试电台，她就在外屋缝补衣物，不会推门进去打扰。原本只为掩护的婚姻，慢慢生出真实感情。

不管涂作潮多晚回家，灶上总会留着热饭。她不多问、不猜疑，这份安稳，成了涂作潮在危险潜伏生活里难得的慰藉。

街坊邻居慢慢放下疑心，都说蒋老板成家之后，就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人知道这家修理铺维系着上海通往延安的情报通道。

身份掩护到位，工作推进更加顺利。1939年，涂作潮和徒弟李白合伙开办福声无线电行，对外维修收音机，暗地里组装维护秘密电台。

涂作潮手把手传授李白机务技术，把100瓦发报机改装为10瓦，降低电波被日军侦测的概率。他还设计出无形收报机，遭遇搜查，拆掉线圈就可以伪装成普通收音机。

1942年，日军测向设备锁定电台，李白被捕。敌人拆解设备查验8个月，找不到电台实证，只能将他保释。

李白出事之后，组织判断涂作潮暴露风险极高，命令他立刻撤离上海。

临走前一晚，涂作潮第一次对张小梅坦白：“我不叫蒋林根，我本名涂作潮，我是共产党员。
我必须马上离开。柜子里放着家里的钱，你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如果我回不来，将来革命胜利，你就去找当地党组织，报我的名字，他们会照顾你们。”

张小梅抱着孩子哭了一整夜，没有多追问一句。第二天天刚亮，涂作潮拎着简单行李离开了上海。

涂作潮辗转抵达新四军根据地，担任军部电台机务主任。局势稳定后，他立刻托上海地下同志寻找妻小。

原来他走后家中积蓄耗尽，张小梅走投无路，关掉店铺投奔江苏乡下亲戚。涂作潮没有放弃，反复请组织帮忙查找。

1943年下半年，地下党终于在乡村找到母子二人，把他们接到根据地，一家人得以团聚。

之后几十年，涂作潮一直在无线电通讯岗位工作。上海解放后，他担任无线电通讯公司军代表，之后调往北京工业部门任职。

他和张小梅相守一生，把孩子们抚养成人。1984年12月，81岁的涂作潮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