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有一起行政判例：男子受朋友邀约前往商务 KTV，散场后由朋友安排一名陪侍人员与其到酒店开房并发生性关系，被民警查获后公安机关对其作出 5 日行政拘留。该男子主张并未由本人支付费用，双方属于一夜情，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案例体现司法实践中，是否本人付款不是认定嫖娼的决定性要素（案例来自公开裁判转述）。

同样是朋友安排、朋友付款，法院并不会见到“代付”两个字就直接认定。2017年4月17日，湖南新邵的杨支勇与朋友杨晓亚到邵阳办事，晚饭后去了华天大酒店桑拿中心。

接待人员叫来六七名女子，杨支勇选中赵妮娜，杨晓亚选中张楠，四人随后上楼。公安机关认定杨晓亚支付了相关费用，并于次日对杨支勇拘留5日。

杨支勇不服，起诉到新邵县人民法院。案件编号为2017湘0522行初11号。庭审时，法院没有只看“朋友付钱”这一层。

赵妮娜、杨晓亚、张楠的询问材料不能证明杨支勇具有嫖娼故意，杨支勇进入1517号房间时间很短，也没有证据证明相关行为已经实施。2017年7月4日，一审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处罚。这个结果说明，第三人付款可以成为证据，却不能代替对交易合意本身的证明。

再看2023年12月19日安徽六安杨某案，结果正好相反。杨某通过美团购买88元洗浴按摩套餐，技师李某又介绍198元、398元、598元项目，其中 598 元套餐约定涉色情有偿服务。杨某表示同意后，双方完成对应服务行为。杨某觉得价格太高，拒绝支付598元，随后主动报警。

钱最终没有付，公安机关仍对杨某罚款500元。杨某申请行政复议，六安市政府在六政复决2024第19号决定中审查了杨某笔录、李某陈述、现场检查和辨认材料。几组证据能够对应，双方对598元项目也已经形成明确合意。

2024年2月18日，复议机关维持处罚。这里的关键不是付款动作有没有完成，而是有偿性服务的约定能不能被多份证据坐实。

回到广东唐勇案，争议也就在这里。参考案件记载，唐勇与陆娟当晚才认识，散场后由全某安排陆娟随唐勇到酒店，之后发生性关系。

唐勇没有向陆娟转账，却在公安调查阶段表示费用应已由全某处理，唐勇无需另外结算。酒店监控、开房情况、现场痕迹以及相关人员材料又能与这段陈述衔接。

到了诉讼阶段，唐勇改称醉酒后只是猜测，并用“一夜情”解释关系，法院审查的重点仍是前后证据能否彼此印证，而不是只查唐勇手机里有没有付款记录。

安排者的责任也有现实案例。玉溪市政府2023年公布的典型案件记载，李玉梅利用经营新平县扬武大地飞歌KTV的便利，从2018年至2021年多次介绍卖淫嫖娼，并收取卖淫人员给予的好处费。

相关事实进入新平县人民法院2022云0427刑初34号刑事判决。2023年4月8日，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又吊销该KTV的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

几起案件放在一起看，边界其实不在“谁扫码”。新邵案中，朋友付款的说法缺少足够证据支撑，处罚被撤；六安案中，598元没有付成，但合意和实施过程有多项材料印证，处罚被维持；广东案里，法院关注的同样是安排、结算认知、相识过程和客观痕迹能否组成完整证据链。

朋友代付不是免责凭证，也不是自动定案的捷径，证据能不能把有偿交易事实证明清楚，才是决定结果的关键。

温馨提示：卖淫嫖娼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本文仅对公开司法判例做法理科普，不提供任何规避行政处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