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副省长饶思诚临终上交 6000 元积蓄。省里没有收归国库，遵照其心系教育的心愿，将钱款调拨抚州家乡，用于当地办学。

1958年8月，江西省副省长饶思诚病重。
他留给子女的，不是什么复杂的家产安排，而是一张存款折。里面有六千余元，是这些年从工薪中一点点节存下来的钱。饶思诚临终前交代，这笔钱不要留给家里，交给国库。

子女后来照办，把存款折交了出去。

可事情并没有停在“上交国家”这一步。此后的相关记载中，这笔钱并未作为一笔普通收入留在国库，而是转回抚州，用于当地办学。

表面看，这只是一个老干部临终捐出积蓄的故事。细看却有一处很特别：饶思诚本人明确决定的，其实只是“把钱交出去”；钱最后怎样使用，已经不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
这一点，恰恰使六千余元的去向有了分量。

就在去世前不久，饶思诚还不是一个已经退下来的老人。1958年6月，江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他再次当选江西省副省长。约两个月之后，他病逝。

所以，那张存折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老人处置晚年积蓄留下的东西。它来自一名仍在任省级干部多年节存的工资，又是在生命最后阶段被主动从家庭财产中拿出来的。

这笔钱本来完全可以留给子女。
饶思诚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的子女已经成年，他没有再为他们留下这六千余元，也没有规定钱必须为自己修什么、纪念什么。他只把它交还给国家。

这和直接“捐款建学校”其实不是一回事。
如果一个人指定把自己的钱给某一所学校，那么学校只是执行他的个人意愿。饶思诚的选择更彻底一些，他连钱怎么花的决定权也一起放下了。存折一旦交出，后面的处置主体已经变成组织。
为什么这笔钱后来偏偏与教育联系起来？

饶思诚的一生里，教育不是晚年突然出现的兴趣。

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名单公布时，他被列入的身份就是“教育界”。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江西省人民政府，1950年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又任副省长。职务变了，年龄大了，身体状况也限制了他承担繁重具体事务，可教育始终是他关心的领域。

他长期做过教师。进入省级领导岗位以后，对教育的关注也没有停在一句“重视人才”上。他关心教师生活，关心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关心教学水平。在他的认识里，学校能不能办好，离不开教师这个最具体的人。

这样再看1958年的那笔钱，意味就不同了。
省里后来没有把它简单作为一笔普通财政收入处理，而是转向抚州，用于当地办学。这里有两个彼此衔接、又必须分开的动作。
前一个动作属于饶思诚。他放弃了家庭对这笔存款的继承，把钱交给国家。

后一个动作属于组织。钱交出来以后，省里和地方方面决定它具体落在哪里。最终落到教育上，与饶思诚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关心教师和学校的经历相合，却不能倒过来写成他临终已经指定“必须拿这六千元办学校”。

这一分界很重要。
若把两步压缩成一句“饶思诚临终捐款建校”，故事会更顺，却少掉了一个真正值得看的细节：他最后处理的，不仅是六千余元钱，还有对这笔钱的控制权。
钱属于自己时，可以指定给谁，可以指定怎么花，也可以留给家人。饶思诚没有这样做。他把存折交出去以后，连最后用途都交由国家处理。

这种选择也解释了为什么组织后来能够重新安排这笔钱。假如存款留在家庭，它最终是家庭资产；假如饶思诚在遗嘱里规定了严格用途，后面的处置空间同样会受到限制。正因为他的交代只有“上交国库”，这笔私人存款才真正脱离了饶家的处分范围。
此后，它才可能重新回到抚州，进入地方教育。

当然，学校后来怎样建设、这笔钱在具体办学中承担了多大份额，都不能继续往饶思诚一个人身上加。他作出的，是捐出个人节存工薪的决定；改变钱款具体去向、将其用于地方教育，则包含省里和抚州方面的后续行动。
把功劳全部归给一个人，反而遮住了事情本来的结构。

1958年6月，饶思诚的名字还出现在江西省副省长的名单上。到了8月，他病逝，子女把那张存有六千余元的存折交了出来。

钱没有留给饶家。
后来，它又回到抚州，落进教育这件他做了大半辈子的事情里。

饶思诚没有亲手指定这最后一步。他只是先做了一个决定：把钱从自己和家人手中放出去。也正是这个决定，给后面的那所学校留下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