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云南牟定，一老人带着7岁孙子和2岁孙女上山干农活，两个孩子玩耍时，突然遭到同村村民养殖胡蜂群攻击，哥哥身上三百多处蜇伤，妹妹身上七百多处，密密麻麻，触目惊心。妹妹当场不幸离世，哥哥撑到次日凌晨也没抢救过来。报警后，警方查明村民在养殖场没有警示标志，安全措施更是没有。检察机关认为他明知胡蜂凶险却没做有效防护，存在过失，遂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
 
据悉，某村杨华夫妻在省外打工，七岁的润润和两岁的雅雅跟着外公外婆生活，老人下地干活时，就把两个孩子背到山上去。
 
润润在村里小学念一年级，妹妹雅雅最爱学哥哥的样子，哥哥捡石子她也捡，哥哥蹲着看蚂蚁她能看半天。村里人都说这两个孩子带得好，懂事得让人心疼。
 
2025年4月，同村村民李某在村里某处林地里养了十窝胡蜂，他养的是墨胸胡蜂，这种蜂在云南山里不算稀罕，但攻击性极强，胸口那抹黑色在阳光下泛幽光，领地一旦被冒犯便成群攻击，螫针能反复蜇刺。
 
李某知道这东西危险，在林地边上没有太多防范措施，路口连块警示牌都没立，但他认为，地方偏僻，没人凑近看，山里人也见惯了野蜂。
 
2025年6月28日，外公外婆带着两个孩子上山干农活，那片地跟李某养蜂的山林只隔着一块空地。
 
外婆弯腰干活，外公把雅雅从背篓里抱出来放在树荫下，叮嘱润润：“带着妹妹在空地上耍，莫往林子里钻。”
 
两个孩子撒欢去玩耍，在山地和养殖胡蜂山林中间的空地，谁也没想到，这片空地竟然会有哲人的胡蜂。
 
变故来得毫无预兆，几只胡蜂先绕着润润飞，孩子本能地用手一拍，蜂群开始攻击，润润拉着妹妹想跑，但跑不快，胡蜂密密麻麻落满两个孩子全身。
 
外公外婆冲过来时，两个孩子蜷缩在地上，哭声越来越弱。老人脱下褂子扑打蜂群，用手去扒孩子身上的胡蜂，自己的手脸也被蜇得肿起来。
 
等蜂群散开，润润身上三百多处蜇伤，雅雅七百多处，全身几乎没有完好的皮肤。雅雅当场没了气息。
 
润润转院后于次日凌晨也跟着走了。
 
警方封了李某的养蜂场，提取胡蜂样本送检，委托司法鉴定中心确认那就是墨胸胡蜂，攻击性强、领地意识极重。
 
2026年7月24日，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李某在养殖区既没设警示标志，也没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应当预见这些凶猛的昆虫可能伤人甚至致死却轻信能够避免，致两名孩子死亡，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村里议论纷纷，有人替李某喊冤，说人家养蜂也是讨生活，又不是故意放蜂去蜇人！山里头养个蜂都要判刑，那以后谁还敢搞养殖？
 
也有人说，“讨生活”三个字就能免责？他养的要是普通蜜蜂也就算了，墨胸胡蜂那是蜇死过人的品种！连个牌子都不立，这跟在马路上挖个坑不盖盖子有什么区别？养这种会要哲人厉害的东西就该把篱笆扎牢、把牌子立明，否则出事了，就得付出代价。
 
目前，案子尚未开庭，养蜂村民李某会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本案中，李某作为长期从事胡蜂养殖的专业人员，对墨胸胡蜂的攻击性具有远超普通人的认知，该物种经司法鉴定确认“攻击性强”，其螫针可反复蜇刺且毒性足以致命。
 
李某明知养殖对象的高度危险性，却未在周边路口设置任何文字或图形警示标志，也没有效的防护措施。
 
从事发地距离来看，养殖区与村民日常耕作的坡地仅隔一块空地，胡蜂的活动半径完全覆盖该区域。
 
在这种条件下，李某仍自信危险可以避免，已超出“合理轻信”的边界，构成刑法上应予苛责的主观疏忽。
 
因此，检察院指控李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有一定事实和法律依据。
 
不过，李某一方可能主张这次事件为意外事件，其不应负刑事责任。
 
《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刑法对“预见可能性”的标准，不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实际想到”为准，而是以“应当预见”的客观标准判断。
 
具体到本案，李某选择养殖点是临近村民日常耕作的林地，且距空地不远，作为本地村民，其对周边有人活动的可能性应有认知，故“不能预见”的抗辩空间有限。
 
所以，李某以意外事件抗辩获得支持可能性不大。
 
此外，除了刑事责任外，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家属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仅可主张物质损失，对于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可能不被支持。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