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深秋，叶吉卿被带上日本宪兵队二楼。李士群断气才六个钟头，尸体还停在隔壁。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日本军官把一沓美钞推到桌角，纸面微微卷起，看得出是新取的。“夫人签字，说先生是急病走的。”

叶吉卿盯着那沓钞票，没伸手去碰。她鼻子里闻到一股子怪味，说不上是隔壁飘过来的福尔马林，还是这间审讯室常年渗进木头缝里的霉气。金丝眼镜把钢笔往她跟前又挪了半寸，笔帽上镶的那圈铜边在灯泡底下晃了一下。她忽然想笑，李士生这辈子往别人桌上推过多少回钱，最后轮到别人往她跟前推了。

她心里清楚得很，李士群根本不是急病。六个钟头前她还亲眼看着他蜷在地板上打滚，脸憋成猪肝色，手指头把榻榻米抠出五个坑。那是日本人下的毒，阿米巴菌还是什么的，特务处传得沸沸扬扬。可日本人要她说成急病，要她把那张遗体解剖报告单上的死因栏填得漂漂亮亮。她接过钢笔的时候，指节泛白，不是因为怕，是恨自己居然在算账，算这笔美钞够她在重庆那边安顿多久，算她要是硬顶着不签，隔壁那具还温乎的尸体会不会变成她自己的。

签了字就能活，这道理叶吉卿比谁都懂。她十六岁进特工训练班，二十岁跟了李士群，见过太多“签字换命”的戏码。只是以前她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看着别人抖着手落笔，心里还骂过人家软骨头。如今轮到自己，才发觉笔杆子比想象中沉得多。金丝眼镜见她迟迟不动，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火车票，上海到香港的，日期就是今晚。“签完，您走您的。”他说中国话带着大阪口音，尾音往上挑，听着像哄孩子。

这时候隔壁传来脚步声，两个宪兵抬着担架往外走，白布单子底下那双皮鞋尖还露在外面，那是李士群上个月新做的鳄鱼皮。叶吉卿认得那鞋尖上蹭掉的一小块漆皮，是上回在百乐门跳舞时让高跟鞋跟刮的。她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不是为死人，是为那双鞋。人没了，鞋还新着，这世道荒诞得叫人没法细想。

她拿袖子抹了把脸，提笔在纸上划拉了几个字，签的是自己那个练了十几年的花体签名。金丝眼镜把美钞推过来，她没数，直接塞进旗袍侧面的暗兜里。下楼的时候经过停尸房门口，门缝里漏出一截白布，她没停步，高跟鞋敲在木质台阶上，哒哒哒，一声比一声脆。

出了宪兵队大门，秋雨正下得腻歪，街对面黄包车夫缩在车篷下啃烧饼。叶吉卿忽然想起李士群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咱们这行，活着就是签字，死了就是被人签。”当时她觉得这话酸得牙疼，现在品品，还真是那么回事。她上了黄包车，报了火车站地址，车夫跑起来带起一路泥水，溅在她藕荷色的旗袍下摆上。她低头看了看那摊泥，伸手把美钞从兜里掏出来，一张张捋平，夹进随身的小手包里。

到火车站还有两个钟头，足够她回忆大半辈子。她想起李士群第一次带她去见日本人，她穿了一身红旗袍，腰勒得喘不上气；想起他最后几个月天天疑神疑鬼，连她递过去的茶都得先让她喝一口；想起他咽气前攥着她的手，嘴里含含糊糊说了句“别签”。可她签了。签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她突然明白，在这个烂透了的牌局里，她从来不是玩家，连牌都算不上，顶多是桌角那沓被人推来推去的钞票，新崭崭的，卷着边，谁赢了归谁。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把那张签过字的纸的复印件从窗口扔了出去，纸片在风里打了好几个旋，落进铁轨边的水洼里。墨水洇开，“叶吉卿”三个字变得模模糊糊，像从来没写过一样。她靠着椅背闭上眼，耳朵里还是那双鳄鱼皮鞋蹭在地上的声音。

后来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说后悔什么呀，签不签李士群都活不过来，我不签倒是能跟他躺一块儿去。可躺一块儿有什么用？他那个人，活着的时候就不老实，死了更指望不上。她这话说得满不在乎，可我知道，她把那沓美钞最后全捐给了一家教会孤儿院，自己靠着给人绣旗袍过了后半辈子。她至死没再碰过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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