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马步芳急召电台主任："两封密电，速发！"主任接过，看都没看，转身交给曾庆良。谁知，曾庆良竟是西路军！

那年3月，西宁马家军的军部电台，上演过一场无声的较量。

两份标注十万火急、绝密的围剿电报，需要立刻下发。一旦电报送出，李先念带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就会遭到马家军两面夹击。

当班发报的，是被俘红军报务员曾庆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两份致命电报压下整整四天。

这四天，给绝境里一千多名西路军战士，争取到宝贵的逃生机会。这段往事很长时间少有人知晓，却是西路军战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页。

1936年底，西路军向河西走廊开进。部队孤军作战，缺少后方补给，在马家军重兵围攻之下，损失惨重。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石窝山会议。

会上作出安排，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战况。剩余部队拆成三个支队，进入祁连山开展游击。李先念率领千余人的左支队，向西突围，目标前往新疆。

当时曾庆良21岁，是红九军报务员。石窝会议结束，他跟随支队行动，负责无线电通讯。

队伍在祁连山转战途中，遭遇马家军搜山部队。敌我力量差距悬殊，队伍被打散，曾庆良连同五名电台战友全部被俘。

被俘之后，曾庆良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时候在西宁，被俘红军遭到迫害是很常见的事。

转机来自西路军电台总工程师刘景炎。他和马家军电台台长张之俊是旧识，得知自己学生被俘，就托人送信。

“这批报务员都是我亲手教出来的子弟，恳请你尽力保全他们的性命。”

张之俊念及旧情，愿意出手帮忙。他找到马步芳提出建议。

“培养一名熟练报务员，要耗费数年时间。现在电台人手不足，可以从被俘红军技术人员当中挑选人手。”

马步芳看重技术人才，当场应允：“这件事交给你，去俘虏营挑选合适人员。”

就这样，张之俊选出六名技术人员，曾庆良就在其中。他们离开俘虏营，进入马家军电台潜伏工作。

曾庆良的直属上司是电台主任熊维邦。熊维邦新婚之后心思不在工作上，做事敷衍。时间一长，他信任业务扎实、沉默稳重的曾庆良，经常把工作交给对方代班。

曾庆良表面安分干活，心里始终记得自己红军战士的身份。他一边等待逃跑机会，一边留意马家军的军事部署。

1937年3月，蒋介石密电马步芳，命令他围剿向西转移的李先念部，不许放走一名红军。

马步芳不敢拖延，草拟两份绝密电报，调动骑兵准备合围，电报标注十万火急，要求即刻发出。

电报翻译完成，马步芳吩咐张之俊：“即刻安排发报，一刻也不能耽误。”

张之俊把电文稿交给熊维邦。临近下班，熊维邦急于回家，没有细看内容，随手递给值班的曾庆良。

“这两封急电赶紧发出去，我家里有事，先走了。”

曾庆良看完电文，清楚后果有多严重。电报一旦发出，左支队千余将士很难突围。他下定决心，就算赌上性命，也不能把电报发出去。

他坐到机器前面，假意敲击电键装作发报。熊维邦扫了一眼，没有怀疑，直接离开机房。

确认熊维邦走远，曾庆良立刻停下操作，将电文稿原样放回办公桌，到点锁门下班，没有留下破绽。

四天过去，马步芳没有收到前线将领回电，反倒接到战报，西路军已经出现在玉门一带。

马步芳察觉到不对劲，叫来张之俊质问：“四天过去，那两份电报到底发出去没有？”

张之俊慌忙找到熊维邦。熊维邦跑回机房，看见原封不动的电文，内心十分恐慌。他找到曾庆良，问：“那两份绝密电报，你为什么没有发出？”

曾庆良神色平静，开口解释：“主任，这几天信号干扰很强，我多次尝试都联络不上，正准备向你汇报，要不我现在再试一次？”

熊维邦连连摆手：“罢了，现在干什么都晚了。”

熊维邦清楚事情败露自己要承担重责，他和张之俊统一说辞，一同面见马步芳：“祁连山无线电干扰严重，电报一直无法发送。好在部队已经和西路军交火，可以向上级交代。”

马步芳见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便没有继续追究。

被扣下的四天，成为左支队的生死转机。李先念带领部队避开敌军主力，一路向西行军，成功抵达星星峡，为革命保存一批骨干力量。

这件事之后，曾庆良继续在敌台潜伏。等到看管松懈，他逃出西宁，依靠沿途老乡帮助，联系援西军回到延安。

归队之后，他长期从事通讯保障工作，历经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投身军队通信与国防工程建设。1961年，曾庆良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曾庆良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