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深受毛泽东信任，但他执掌中央要害部门，在 “文革” 动荡时期，难以避开复杂斗争带来的风险。当汪东兴遭受冲击之时，毛泽东多次出面维护他，其中较为关键的有两次。

1970年8月24日，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一份简报，把汪东兴推到了一个危险位置。
会上讨论国家主席问题时，汪东兴赞成林的讲话，还提出宪法中应当恢复国家主席一章。

偏偏就在两天前，8月22日，他还在毛主席身边，听到毛主席再次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

再往前追到这一年3月，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正是由汪东兴带回北京传达的。

这就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随声附和了。
汪东兴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却在庐山作出了相反方向的表态。毛主席很快把他叫去批评。汪东兴作了检查，后来又写第二次书面检查。

9月16日，毛主席看过以后，没有替他抹掉错误，也没有把事情顺势扩大。
对汪东兴的检查，毛主席认为可以拿给有关人员看，作为教育；谈到陈伯达时，则明确把两人的问题分开，认为陈伯达另是一回事。

汪东兴犯了错，可以批评，可以检查，却没有因此被定成另一个政治集团中的人物。

对于“文革”时期的干部来说，这条界线并不轻。

因为汪东兴手里握着的，绝不是一个普通机关职位。1965年起，他已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长期负责中央警卫局。毛主席的住所、出行和安全警卫，中央核心区域的保卫，许多直接服务于最高领导层的工作，都同他领导的系统发生联系。

到了1968年，他又兼任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他离毛主席很近，也离政治风暴很近。

早在1967年初，这种危险就已经出现。
中南海内部的活动迅速扩大，汪东兴遭到批斗。冲击如果继续发展，结果很可能不只是挨几场批斗会，而是从中办和警卫系统中被彻底清除。

毛主席没有同意把事情推到这一步。

他仍继续主持原来的重要工作，1969年中共九大，汪东兴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7年的冲击和1970年的庐山风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考验。

前一次，汪东兴主要承受外部政治冲击；后一次，他本人确实作出了错误表态。

如果两件事混在一起写成“汪东兴忠诚，所以毛主席总替他说话”，反而把最重要的地方抹平了。毛主席在1970年没有否认他的错误，留下汪东兴，也不是因为错误不存在，而是没有同意把一次错误无限扩张，变成对这个人的全部否定。

这种区别到了1972年前后，作用变得更加明显。

林事件发生后，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旧事有了重新被追究的空间。

小团队又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耀祠等人的回忆提到，有人曾把毛主席身边一些人指为“特务”“反革命集团”。另有当事人回忆，他们还提出撤掉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改由纪登奎接任。

如果只是追究庐山会议上的一次错误，汪东兴已经挨过批评，也写过检查。现在提出的却是另一种处理方式：把旧错重新解释为政治身份问题，再把人从中办主任的位置上拿掉。

这一步，触及的已经不只是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和毛主席身边的安全工作，在当时彼此紧密相连。

谁来主持中办，谁负责警卫系统，直接关系到毛主席身边一整套工作链条。汪东兴之所以容易成为攻击对象，恰恰因为他长期占据这个位置；而毛主席若同意把他按“特务集团”处理，改变的也不会只是一个人的职务。

毛主席拒绝了这种定性。

张耀祠后来回忆，面对所谓毛主席身边存在“特务”“反革命集团”的说法，毛主席当面顶了回去，甚至表示，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集团，那么自己就是那个“头子”。这句话针对的已经不是汪东兴有没有犯过错误，而是有人要不要借错误重新划定他的政治身份。

两种事情，被毛主席分开了。
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态，没有因为多年跟随而被取消；小团体一方试图把他进一步打成所谓“特务集团”人物，也没有因为那次错误而获得认可。

前者留在检查里，后者被挡了下来。

汪东兴随后仍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
1973年中共十大，他又进入中央政治局。直到1978年12月，这两个关键职务才告结束。

回头看1967年和1970年至1972年前后两轮风波，汪东兴能够留下来，靠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宠”二字。毛主席对他的处理始终带着一道具体边界：工作错误可以追究，政治性质不能随意升级；干部可以批评，已经运转多年的中央办公和警卫体系也不能因为一场政治攻势任意拆换。

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恰好藏在这个反差里。
汪东兴得到毛主席长期信任，才走到中央最敏感的位置；同样因为那个位置，他一次次被卷进别人够得着、却又轻易替代不了的政治漩涡。

风浪过去以后，他的名字仍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任职表上，一直写到197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