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德令哈草原。流落当地放牧十二年的廖永和，拖着负伤致残的右腿，长途跋涉寻找解放军。他原是西路军红三十军副营长，河西作战失利后与部队失散。历经艰难核实身份，这名失联十二年的红军战士终于重新找到党组织。漫长岁月里他始终坚守信仰，等待回归队伍。

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德令哈。
廖永和听到这个消息时，距离他最后一次跟随红军行动，已经过去十二年。

西宁在四百多公里之外。他腿上留着旧伤，又没有可以直接联系的组织和交通条件。

廖永和没有贸然独自上路，而是寻找能够向东走的机会。后来有人需要赶骆驼，他跟着驼队出发，走了十八天，到达湟中，在那里找到了党组织。


到了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失散老红军终于归队，可廖永和真正面对的难题，恰恰从这里才显出来。

十二年前，他是有明确身份的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西征时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十二年后，他仍然记得这些经历，可当年的部队早已打散，长期失联中也没有持续的组织关系可以查验。

一个人能够认定自己仍属于那支队伍，组织却不能只凭一段自述便把十二年的空白直接抹去。

这道空白，是1937年春天留下的。

河西作战进入最后阶段后，西路军处境急剧恶化。连续战斗、减员和转移，使原有建制越来越难维持。到了祁连山区，许多部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军、师、团联系。

廖永和就是在这个阶段负伤、掉队。

他没有马上停下来。与他同时失散的还有十余名红军战士，这些人临时聚在一起，边走边寻找主力。此时他们手里最缺的不是勇气，而是准确的部队去向、稳定补给和可靠联络。

伤员走得慢，追赶的方向又随战局不断变化，一支脱离建制的小队越往前走，风险越大。

途中，他们又遭遇武装抢劫。有人被打死，枪支和随身物品被夺走，廖永和腿部再次受伤。他继续跟着走，可能拖慢所有人的速度。

留下来，则意味着主动切断最后一点与队伍重新汇合的可能。

他还是留了下来。
这个选择解决的只是眼前的生死，并没有解决归队问题。廖永和此后能够活下来，还依靠了当地蒙古族群众的帮助。一位蒙古族老大娘得知有受伤红军藏在附近，让家人送去粮食和食盐，后来又用牲口把伤员驮回去照料。

几袋粮食、一点盐、一头牲口，在这里不是点缀。
没有这些东西，一个受伤又失去部队的人，很可能等不到十二年后的西宁解放。廖永和后来在柴达木、海西一带靠放牧等方式生活，革命战争仍在继续，可他已经被地理距离、伤病和失去联络三重隔在队伍之外。

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并不完全相同。
1937年至1938年间，已有不少被俘和掉队人员通过营救、自行脱险等方式陆续重新找到革命队伍。廖永和没有赶上这些通道。他所在的柴达木地域广大、人口稀疏，交通又十分困难。

一旦最初几个月没有接上主力，时间越长，重新寻找组织就越难。

所以，1949年西宁解放对他而言，并不只是战争胜负的消息。它改变了一项非常具体的条件：青海终于重新出现一个他可以寻找、可以接触、也能够查验他身份的党组织体系。

过去十二年，他即使想走，也不知道到哪里才算真正“归队”；现在，方向终于变得明确。

德令哈到湟中的十八天，因而只是归队过程的前半程。

到了湟中以后，组织对他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这里有一个不能混淆的区别：找到党组织，不等于十二年前的组织关系自动恢复。廖永和记得自己的入党年份、部队番号和职务，可对组织而言，这十二年为什么失联、过去的身份是否属实，都必须重新确认。

直到1950年，他被重新吸收入党。
这一个年份，把廖永和的经历从单纯的“走回来”变成了另一件事。

1949年，他重新建立了人与组织的联系；1950年，他才重新获得正式的组织身份。战争能够在一天里打散一支部队，却可能让一个人与原来的政治身份隔绝十二年。

要把这根线重新接起来，个人坚持只是其中一部分，还需要地方群众让他活下来，需要新的政权进入青海，也需要党组织重新核实和接纳。

廖永和此后留在青海工作，进入基层干部队伍，后来担任都兰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

这个结果给前面的十二年添了一层很特别的意味。
1937年以后，他在柴达木草原是一个靠当地群众帮助才能生存的失散红军；重新入党以后，他又在青海牧区承担地方工作。过去使他远离原部队的那片土地，后来成了他重新履行组织责任的地方。

1973年，廖永和申请带着家人回到安徽金寨，在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

他离开青海时，草原上早已没有1937年那个负伤掉队的副营长了。

留下的是另一段更难被一句“终于归队”概括的经历：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在记忆里保存十二年，可只有当战争造成的地理隔绝、社会处境和组织断裂被一层层消除，他才真正从失散者重新变成队伍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