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季汉后五虎：两只醉猫、两个外戚，剩下那一位究竟该如何评说才更合适？
公元219年，汉中前线的战事尚未完全平息，刘备在沔阳进位汉中王，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名字，开始被后世并列在一起。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五虎”，并不是蜀汉正式设立的一套固定编制，而是对刘备集团核心武将的概括。
刘备当时面对的，不只是曹操的军事压力，还有荆州、益州、汉中之间的兵力调度问题。封授重将，既要看战功，也要考虑各地的控制和军心的稳定。关羽镇守荆州，张飞经营巴西，马超牵制凉州方向，黄忠在汉中立下斩杀夏侯渊之功，赵云则在汉水一带挡住曹军攻势。
这些安排并非虚名。黄忠斩夏侯渊于定军山，是汉中战局的重要转折；赵云在汉水设营拒敌，曹军退却后，刘备曾称赞其勇势。张飞长期驻守巴西，承担着益州北部的防线任务。马超虽未能真正控制凉州，却凭借西凉声望成为刘备阵营的重要象征。

有意思的是，关羽对马超、黄忠的态度，史书确有相关记载，但后世小说和民间讲述又添了许多色彩。关羽重视门第、名望与实战资历，黄忠年长而后归，马超则出身凉州豪族。几人的地位排序，本身就是刘备集团内部不同力量的缩影。
“前五虎”的共同点很清楚：他们大多从战争中建立威望，再由刘备以官职和爵位加以确认。219年，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赵云则任翊军将军。所谓五虎，正是这些军功、声望和政治安排叠加后的历史称呼。

到了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所需要的将领类型变了。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不再具备长期大规模北伐的条件。蒋琬、费祎先后主持军政，重点转向整顿内政、维持防线和控制国力消耗。
若把他们与吴懿、吴班、姜维并列，称作“季汉后五虎”，只能算一种民间说法，不能当作正式称号。蒋琬官至大将军、大司马，费祎后来继任大将军；吴懿是刘备的外戚亲属，官至车骑将军，吴班则做到骠骑将军。这里的“外戚”，更多指姻亲和宗族关系，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能力。

蒋琬年轻时曾因饮酒失态受到诸葛亮关注，但诸葛亮认为他有辅国之才，并未因此否定其价值。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政务，维持了蜀汉内部的基本秩序。费祎同样长于协调，能够在朝廷、军队和地方之间周旋。这样的能力，不适合用战场斩将的标准衡量。
费祎遇刺一事，却让后期蜀汉的复杂局面显得格外具体。延熙十六年，即公元253年，魏降人郭脩在岁首大会上刺杀费祎，费祎因伤去世。史书记载他当时正在饮酒，但真正影响政局的，并不是饮酒本身，而是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遭到刺杀，暴露出宫廷防卫和内部安全上的漏洞。
姜维则是另一种人物。他并非刘备旧部，也没有见过刘备，却在诸葛亮死后逐渐成为蜀汉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姜维多次北伐，确有进取之志和统兵能力，但蜀汉人口、粮道、兵源都处于劣势，个人才能难以抵消国力差距。

魏延也不能简单塞进“后五虎”之中。他与关羽、张飞等人属于同一时代，长期镇守汉中，军事才干突出，只是政治关系紧张，最终未能成为后期军政核心。这个例子说明，蜀汉评定将领，从来不只看打仗本领，还要看能否进入权力中枢。
所以，“两只醉猫、两个外戚、还有一位”的说法，听起来形象，却容易把蒋琬、费祎和吴氏将领简单化。前五虎代表的是刘备创业阶段的进攻力量，后期高位人物承担的则是守成、调度和维持政权的任务。两套标准不同，正对应着蜀汉从争夺天下转入艰难自保的局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