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电台台长刘长生，拿着结婚申请找组织批准，然而组织发觉他的结婚对象来历不明，于是便拒绝了他的申请，没曾想，刘长生一气之下，竟然拿着密码本准备投靠日军，为了稳定军心，司令员杨成武便派宁亚川将刘长生抓回来！

长期守着电台，日子紧张又单调，刘长生一直盼着有个安稳的家。后来，他认识了一名从外地流落来的女子，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刘长生认定她就是自己想共度一生的人。

他认真写了结婚申请，满心以为自己工作多年、从未出过纰漏，组织应该不会为这点私事为难自己。

可政治部一查，问题就出来了。

女子说不清籍贯，也没有可靠的亲友作证，过去的经历和流落原因都模糊不清。那时候，日军不断向根据地安插特务和眼线，有些人专门伪装成难民、流民，混进村庄，再寻找机会套取情报、策反人员。

尤其刘长生身处机要岗位，身边的人和事都不能只凭感情判断。组织找他谈话，解释说并不是不让他成家，而是身份没查清，等来历核实、确认没有问题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这番话在刘长生听来，却变成了组织对自己的不信任。

他的异常很快被战友察觉。工作时心神不宁，言行也和平时不同。消息报到杨成武那里时，这位司令员立刻意识到，事情已经不是一桩婚姻纠纷，而是直接碰到了部队的命门。

杨成武没有大张旗鼓地调兵，只把宁亚川叫来，问了一句：“有把握吗？”

宁亚川说，易县自己熟，伪军司令赵玉昆那里也能说上话。杨成武补了一句：“要活的，密码本不能丢。”

宁亚川把烟别到耳朵上，转身就走。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黑棉袄，看起来像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两名外线队员在城外接应，他则独自混进易县城。城门口的伪军认得这张脸，知道他过去和赵玉昆称兄道弟，便没有盘问。

赵玉昆在司令部后堂见了他。桌上摆着花生米和烧酒，赵玉昆眯着眼问：“老宁，这是混不下去了？”

宁亚川顺势坐下，给自己倒了一碗酒，说自己和上头闹翻了，还带了点钱，问这里缺不缺人。

赵玉昆没有马上答应，只敲着桌面想了半天，最后让他先住下，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刘长生住在司令部西厢房。宁亚川等到第三天，才装作偶然和他碰面。刘长生看见他，明显愣了一下，随后躲开目光，快步走了。

当天晚上，宁亚川拎着半瓶酒敲开西厢房的门。刘长生正坐在炕沿上，桌面摆着几张电文纸，见有人进来，赶紧收了起来。

几碗酒下肚，他的情绪终于泄了出来。他红着眼说，自己不过是想成个家，组织为什么就认定那女子有问题，难道自己还能害了队伍不成？

宁亚川没有急着劝，只是不断给他添酒，让他把话说完。

刘长生又说，日本人根本没把他当自己人，天天把他关起来破译电码。“老宁，你说我这步，是不是走错了？”

宁亚川没有正面接话，转而问起日军让他做什么。刘长生透露，敌人正在破译八路军分区电报，还在城北老粮仓下面设了监听台，里面有三台新机器和三名日军技师。

他没有把核心密码全部交出去，手里还留了一部分。

这句话让宁亚川心里有了底，也更加确定必须把人和密码本一块带回去。

第四天，他借口进城采买，出城和接应队员碰了头，随后带着一包卤猪耳回来。第五天夜里，他又找刘长生喝酒，趁着城里沉闷，提出到城外河边走走。

刘长生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披上大衣跟了出去。岗哨是赵玉昆的人，宁亚川递过去一包烟，对方就挥手放行。

走到小树林附近，刘长生忽然停下，说已经走得太远，还是回去吧。

宁亚川转过身，突然问：“密码本带在身上吗？”

刘长生脸色一下变了，手刚伸向怀里，树林里便窜出两个人，抬起他就走。

宁亚川从他怀里摸出一个油布包，捏了捏，确认里面就是密码本。

队伍沿小路撤离，途中还趟过冰冷的河水。走了二十里，他们才在一处沟里停下。宁亚川解开麻袋，刘长生瞪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宁亚川点燃一支烟，说：“委屈点，回去把话说清楚。你要是真把密码全交了，现在就不是这个待遇了。”

刘长生闭上眼，肩膀慢慢塌了下来。

赵玉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人不见了，气得摔碎茶碗，赶紧派人出城搜查。日军顾问赶来追问时，他只说刘长生可能跑回山里了。宁亚川一行人则在第三天中午回到分区驻地。

杨成武接过油布包，翻开看了一眼，又合上。他追问监听台的位置，宁亚川拿出一张炭笔画的草图：城北老粮仓地下，三台机器，三个日军技师。

刘长生随后被关进保卫科。他解释自己并没有真想伤害同志。可当保卫科问起那名女子的来历时，他沉默了。

后来查明，女子是敌占区一名维持会会长的外甥女，背景确实不干净。半个月后，延安批复下来，刘长生被押送后方审判。

他被带走那天，机要科不少人趴在窗边看，却没有人说话。

密码本全部更换，城北监听台也被武工队端掉。分区随后调整了相关规定：机要人员的婚恋可以申请，但身份背景必须查清；个人情况必须如实汇报，不得隐瞒。

那条规定后来用毛笔写下，贴在电台旁边的土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