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是社会治理的质变，李向安：打官司找关系是人治思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靠什么？是靠某位贤明君主的个人意志，还是靠一套稳定、公正、可预期的规则体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社会分成了两种形态：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绝非制度文本的简单增删，而是社会治理逻辑的根本性质变，是制度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交流，李律师说了一句直言，他说“没有法治，除了皇帝，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句话，道破了法治最朴素也最硬核的真谛。从“人治”社会迈向“法治”社会，是社会治理的质变。所谓人治，本质上是“依人而治”，依靠的是掌权者的权威和个人能力，甚至是掌权者个人一时的好恶选择。在人治模式下，规则是掌权者中的少数人制定的，且不约束掌权者、制定者自己，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李向安律师尖锐地指出：生活在人治社会里，掌握权力的人往往“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充满了随意性，这样的社会即便治理得再好，也谈不上现代化。官员手里的权力是恩赐的，就连生死也掌握在皇帝的生杀予夺里，赶上一个明君还好，赶上一个暴君或昏君，岂不是每天生活在生命财产安全的不确定中？李律师称：人治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将所有人的权利寄托于掌权者的“善端”与“觉悟”。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警告的，再伟大的贤人也难以完全摒除个人好恶。当权力大于法律，公民的权利就不再是一种法定保障，而变成了一种权力的恩赐。今天可以给你，明天也可以随时拿走。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乃至人格尊严，都处在一种不确定的危机之中。中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这个样子。朝中的大臣，日子过得好，来源于“谢主隆恩”；若哪一天“惹恼了皇帝”，伴君如伴虎，那可是有一夜之间“诛灭九族”之危的。与人治的“权大于法”相反，法治的核心要义是“法大于权”。它强调法律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最高准则，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李向安律师认为，之所以说法治社会才是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是因为法治为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框架，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前提。法治的优势在于其“确定性”。李向安律师指出，法治的最大优点是规则预先明确公布，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我们在行动之前就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违法的后果是什么。这种确定性，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石。它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是“法授”的，是公开、稳定、可预期的，不因某个官员的心情而改变。比如，银行不能因为内部员工犯罪就拖延兑付储户的存款，因为法律规定了银行保证支付的责任，这就是法治对普通人权利的具体保障。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体现在对每一个公民权利的实际保护上。如果法律不能约束权力，那么法治就只是一纸空文。李向安律师的执业经历，正是这种“质变”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通过自己亲自办理的多起案件，为多位被重判的企业家辩护，最终均获无罪释放。李向安律师强烈抨击律师行业中的“关系型律师”，认为他们吹嘘与法官、检察官有“特殊关系”，靠“疏通费”招摇撞骗的行为仍是“人治”思维的表现，点明这种乱象是法治文明的绊脚石。因为真正的法治社会，司法裁判应当基于证据事实和法律，而非当事人与哪位高官有什么“关系”。李向安说：法治社会的成熟，在于把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中，把错误止步于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而不是让申诉成为“消耗生命的马拉松” 。他还认为反腐败不能只靠“抓”，更要标本兼治，通过合理制度，进行系统化改革，完善权力公开和监督闭环，让权力运行留下痕迹，让监督真正“长牙” ，把大大小小的各级公权力彻底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些观点切中了法治建设的关键——法治的根本在于驯服权力，用制度的笼子管住权力的任性。对于李向安律师的观点，我深表认同。“没有法治，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句警言揭示了从“人治”到“法治”质变的根本原因。人治将命运系于个人，法治则将命运托付给规则。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是制度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同步提升。只有当法律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信仰，当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当每一个人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下自由发展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才算真正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