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当时正值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四川省省评阶段，省里的评委们围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议论纷纷，现场气氛相当紧张。

画中是一个巨大的农民面孔，老农的脸上布满深邃的皱纹，嘴唇干裂，双手极其粗糙，连指甲缝里都画满了黑色的泥垢。

部分审查人员和评委觉得，画家把中国农民画得太苦、太脏、太旧了。在当时刚刚走出特殊历史时期的背景下，艺术界对塑造工农兵形象还留有严重的惯性思维。

现场有人直言，这幅巨像有丑化社会主义农民形象的嫌疑，如果把画送出去参展，恐怕会面临无法通过审查的风险。

画作的作者是四川美术学院大三学生罗中立，罗中立听到评委的反馈后，内心备受煎熬。为了创作反映农民形象的作品，罗中立此前多次深入大巴山农村体验生活，日夜观察当地农民的神态和动作，搜集了海量的真实素材。

大巴山农民饱经风霜的模样深深印在罗中立的脑海里，罗中立深知正是无数这样默默耕耘的老农进行着艰辛的农业生产。

为了突出这份真实的力量，罗中立特意摒弃了当时普遍流行的宏大场景绘画套路，专门买来巨大的画布，采用以往极少用于普通人的超大尺寸，聚焦于一位普通农民的面部特写，只为把最直白、最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搬上画布。

罗中立完全没有刻意美化或者夸张渲染的想法，只想用画笔记录下真实的生活观察。眼看画作面临被退回、彻底无缘全国大展的绝境，当时的四川美协副主席李少言站了出来。

李少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著名版画家，非常了解当时的审核标准和时代局限。李少言把罗中立拉到一旁，给罗中立出了一个挽救画作的主意。

李少言提议，只要在画中加上一个能够证明新社会农民已经有了文化的特定标志，画作也许就能顺利通过政审。李少言给出的具体建议是，在画中老农的耳朵上夹上一支圆珠笔。

按照李少言的设想，加了圆珠笔之后，老农的身份就变成了新社会里有文化的生产队记账员，而不再是旧社会里受苦受难的文盲。

作为创作者，罗中立极不情愿破坏整幅画纯粹的艺术语言。可是如果连展出的机会都没有，罗中立和老农的形象就无法走到大众面前。

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罗中立最终向现实做出了妥协。罗中立重新拿起画笔，在巨幅老农的左耳廓上方，小心翼翼地画上了一支代表着现代文化的蓝色圆珠笔。

这支蓝色的圆珠笔加上去之后，画作顺利通过了省内的审查，成功拿到了前往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资格。

当画作在北京展出时，全国的评委们一眼就被画中没有经过刻意粉饰的真实感深深打动，一致给出了高分。

这幅最终定名为《父亲》的巨幅油画不仅一举斩获金奖，还引起了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高度关注。同年，中国美术馆联合相关部门决定出资将这幅巨作买下。

在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两千四百元相当于普通人好几年的全部收入，对尚未毕业的学生罗中立而言，两千四百元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如今再看原画，那支别在老农左耳上的蓝色圆珠笔，在极度写实的画面中或许显得有些多余，但这支小小的圆珠笔恰好记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现代美术在艰难探索中前行的真实轨迹。

罗中立因为创作巨幅农民画像被永远载入中国当代美术史，带有圆珠笔印记的画作，也凭着引发无数人共鸣的真挚情感，稳稳地挂在中国美术馆中，成为承载中华民族深厚情感的艺术瑰宝。

信息来源：央视《国家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