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天黄昏，日军勒令卢庆贻等上山搜集可用的生活物资。日军士兵身挎一支步枪、手持手枪，还挑选两名他自认可靠的战俘留在山脚作伴。但两名战俘突然夺下枪械，击毙了看守鬼子。

1928年1月，卢庆贻在长沙灯笼街降生。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卢庆贻从小跟着祖父母、母亲一同生活，全家依靠祖父经营小生意维持生计。卢庆贻长到八岁时，母亲改嫁至姜畲镇，他便留在长沙，与祖父相依为命。

1938年11月13日文夕大火爆发，卢庆贻家的房屋在这场旷世大火中化为焦土。走投无路之下，祖孙二人一同返回姜畲镇定居，卢庆贻进入当地新群小学读书。

1940年，祖父病逝。失去依靠的卢庆贻勉强读完一年书，因彻底断绝生活来源，只能无奈辍学。在同乡长辈的引荐下，他决定参军谋生。彼时他年仅十四岁，达不到前线战斗部队的入伍标准，于是独自前往长沙第十军，报考军部驻长沙无线电速成班。

无线电速成班，主要招收初中肄业学生。因卢庆贻辍学后他曾长时间寄居在航空司令部任职的姑父家中，姑父有空就带他熟悉电台设备，遂自学了不少收发报基础理论与实操技能。

1941年6月，卢庆贻开启为期半年紧张的军事化培训。除系统学习报务专业知识外，十四岁的他还要参与各类军事训练。

速成班学业结束后，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授少尉报务员军衔，专职从事电台通讯工作。1942年冬季，他随部队驻防衡山，之后调往衡阳留守处。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打响。驻防衡山的主力部队驰援常德，卢庆贻属于非战斗后勤人员，未随军开拔，留守衡山电台，持续和友军保持通讯联络。常德会战落幕，部队折返衡山整训，卢庆贻依旧驻守当地电台。

1944年6月1日，驻守衡阳外围的部队陆续调入城内，衡阳会战正式拉开帷幕。
“按照战前部署，上级预估战事最多一两周便能结束，因此城内只储备了两周的粮食与弹药，谁也没料到，这场硬仗足足打了47天。

衡阳会战开打初期，电台还要持续联络城外友军；等到外围部队全部撤入城内后，通讯范围就只剩芷江空军基地与重庆中枢。卢庆贻随军进驻衡阳城后，负责军部与外界全部通讯工作。电台共四名报务员，六小时一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轮班值守。

衡阳城内电台功率有限，直接和重庆联络信号极不稳定，所有电讯只能经由芷江空军基地中转。部队每天固定四次经由芷江向重庆发电，内容主要汇报当日战况、官兵伤亡数据以及前线急需的军备物资，而电报具体文字内容，发报员无权知晓。

四十七昼夜，经他们双手发出的电报不计其数，可电文里写了什么，我们从头到尾一无所知。

衡阳会战的“最后一电”，正是由卢庆贻亲手发往重庆。电报发出三天后，他才在重庆发行的《大公报》上看到完整电文，这便是军长方先觉留传后世的绝命电。

8月7日，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落下帷幕。衡阳守城官兵共计一万七千人，六千余人负伤，其余将士全部阵亡。

发出“最后一电”后，卢庆贻和军部所有官兵一同被俘，他与三百余名战友被集中关押在衡阳市区天主教堂。

日军入城后粮草匮乏，时常下乡抢夺百姓秋收粮食，卢庆贻便被日军驱使下乡劫掠稻谷。数日后，一小队日军押解卢庆贻等被俘的第十军将士，向零陵方向转移。连续跋涉数日，一行人抵达零陵一处偏僻山村。

“这支日军小分队仅有十余名持枪士兵。那天黄昏，日军勒令他们上山搜集可用的生活物资。情况格外特殊，对方只派一名士兵看管我们十多个战俘上山。

这名日军士兵身挎一支步枪、手持手枪，还挑选两名他自认可靠的战俘留在山脚作伴，卢庆贻等十多人独自上山搜寻物资。登山途中，一位年长战俘悄悄朝众人使了个眼色。

果然，上山不到半小时，山脚传来急促枪声。众人回头望去，那两名战俘趁机夺下枪械，击毙了看守士兵。

所有人立刻躲进深山，一路辗转。当地百姓一听他们是衡阳守城将士，都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招待，家家户户都愿意收留，专门做饭供给他们。

众人在连绵深山中转悠数日，开始商议落脚去处。有人听闻邵阳武冈驻守七十四军，大家便决定结伴前往武冈。不知徒步跋涉多少日夜，一行人终于抵达七十四军驻地。听闻众人衡阳被俘、虎口逃生的遭遇，七十四军当即收留众人；彼时已入寒冬，部队还给他们配发冬衣冬裤御寒。

在七十四军驻地，卢庆贻结识了原第三师电台一名姓张的战友，二人一同联络上第十军贵州留守处，随后前往贵州留守处报到。

第十军建制完整保留，没过多久部队重新整编，卢庆贻也晋升中尉报务员。整编完成后，新第十军调往陕西城固县整训。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就此落幕。

1946年，卢庆贻在平汉战役中被俘，自此结束军旅生涯，返回湘潭老家务农。这一年，他年仅十八岁，后结婚成家，育有两子两女。

2015年，卢庆贻老人作为老兵代表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晚年与妻子定居湘潭，2023年1月8日逝世，享年94岁。致敬抗战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