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进武警，6次提干都没轮到自己，换成别人早该心里发堵了。可是福建农村娃、初中文化的李进明偏不服气......
 
江西抚州，2011年夏天，雷雨大风把麻姑山转信台的天线劈出了故障。42岁的李进明赶到现场，二话不说就往近80米高的通信塔上爬。腰痛得直不起来，他就往嘴里塞一把止痛药
 
爬到塔顶，汗水混着雨水流进眼睛，他咬着牙把故障一个一个排除。塔下的人仰头看着那个模糊的身影，谁都不知道这个在80米高空抢修的男人，身上正揣着一份恶性肿瘤的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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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明1969年出生在福建福安，1987年10月，17岁的他穿上军装，成了武警抚州支队的一名通信兵。
 
当时他只有初中文化，刚进军营的时候连电路图都看不太懂。可他有个爱琢磨的毛病。
 
他把高中课本和《电子维修》《电工学》全借来，把重要的知识点抄在卡片上，装在口袋里、挂在墙上，一有空就看一看、记一记。
 
当兵那些年，他读了700多册电子技术和网络工程的书，写了70多万字的心得，装卸了10万多件电子元件。
 
1990年5月，他复习了两年，正准备参加院校招生考试。只要考上，就能从士兵变成军官。可就在这时候，总队要举行通信业务比武。考期和赛期撞上了。
 
选哪个？一边是自己拼了两年、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提干”机会，一边是部队的需要。他选了后者。比武拿了团体第二、个人全能第三。可那最后一次考学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这一错过，就是六次。1994年五年服役期满，家人写信让他退伍回家，趁年轻有技术找个好工作。他没走。
 
后来地方企业开出年薪二三十万的高薪挖他，他也没动心。同期入伍的战友有的当上了团职领导，有的退伍成了大款。他还是那个兵。
 
80米高塔，他拿命在修。2011年夏天，雷雨大风把麻姑山转信台的天线劈出了故障。李进明赶到现场，爬上近80米高的通信塔维修天线
 
腰痛得撑不起来，他就吃止痛药顶一顶。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只说了一句“转信台就是我的孩子，我病了有人照顾，它们病了我也要全力诊治”。
 
他不是第一次拿命在拼。2011年9月，支队例行体检，他被查出患了恶性淋巴瘤。支队领导安排他去武警总医院治疗，十多天过去了，他就是迟迟不动身。
 
支队正在推进“三个中心”建设，他要把手边的事全部交办清楚才肯走。化疗做了六次，躺在病床上还在通过电话给战友们讲解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病情刚稳定，他就赶回了支队。
 
李进明有个外号叫“警营爱迪生”。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一次，一名罪犯越狱逃跑，哨兵立即按铃报警，但部队追错了方向，花了6个小时才把人抓回来。
 
李进明琢磨，如果有一个能显示方向和越狱性质的报警器，就不会误事了。他在修理所“蹲”了两个多月，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研制成功了“WJSS-1型”哨位电子报警器。
 
操作简便、报警灵敏，还能显示事件性质方位，在全总队推广使用。这些年，他研制出了哨位语音警示器、JK-1型多功能兵器室报警器等20多项创新成果。
 
支队政委算过一笔账，26年来，李进明出色完成重大保障任务20余次，培养通信业务骨干120多名，为支队节约经费达180余万元。
 
革新各类器械4000多件。一个初中文化入伍的兵，硬是靠自己啃书本、搞发明，把自己练成了全支队离不开的技术尖子。
 
六次提干落选，他为什么还留在部队？李进明入伍的战友，有的当上团职领导，有的退伍成了大款。
 
他不是没机会走。地方通讯工程公司开出年薪二三十万的条件，家属工作、孩子上学一并解决。
 
他家里确实困难，妻子在家待业，父亲长年患病，一家人基本靠他的工资维持。可他就是不走。
 
有人劝他，说“你在部队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老婆小孩想想啊”。他心动，也心疼，可最后还是选择了继续留队。
 
六次提干落选，为什么还留答案不在头衔里，在那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里。
 
提干落选，说明他在体制内的上升通道中屡屡受阻。但他的技术贡献，报警器发明、80米高塔抢修、120多名通信骨干，全是实实在在的。
 
当制度无法识别基层技术人才的价值时，个体的坚守往往不是源于“被认可”，而是源于“我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种不依附于头衔的职业尊严。
 
一个17岁入伍、六次提干落选、患了癌症还在80米高塔上抢修的老兵，面对二三十万的年薪不动心，守了部队一辈子。当制度给不了他头衔的时候，他靠什么撑了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