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子1983年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严打？

动乱年代长期法制遭到破坏，风气残留；大量打砸抢人员、闲散人员流入社会，基层治安管控体系一度弱化。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新旧管理模式衔接断层。大批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城市出现千万级待业青年群体，大量年轻人无事可做，闲散游荡。改革开放启动，城乡人口流动放开，原有依靠人民公社、单位体系的静态管理模式不再适用；人员自由流动后，跨地区犯罪增多。刑事案件持续攀升，群众安全感严重不足。

1980—1982年全国刑事立案数量持续走高，杀人、抢劫、聚众斗殴、团伙滋事频发。多地出现流氓团伙横行，夜晚市民不敢单独出门、商店早早关门，群众普遍反映打击力度偏弱。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基础，持续恶化的治安已经阻碍现代化建设。


系列震惊全国的恶性大案集中爆发，比如东北“二王”案，唐山菜刀队团伙长期为祸。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5月），除此之外还有多起特大杀人等恶性案件集中发生，促使下决心采取雷霆手段。


确立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重点打击七类犯罪：杀人、抢劫、爆炸、重大盗窃、拐卖人口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1983年9月，人大常委会出台专项法律决定，对部分严重犯罪放宽量刑上限，简化审判程序，为严打提供法律依据。


三年多严打有力震慑犯罪，犯罪发案率显著下降，摧毁一大批作恶多年的犯罪团伙，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为80年代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环境。


在“从重从快”高压环境下，部分案件出现办案粗糙、量刑尺度失衡问题边界模糊行为被重判。这次行动也推动后续法治建设不断完善：1997年修订《刑法》废除有的罪行。我国刑事司法逐步走向程序规范化、罪刑法定，不再大规模开展运动式严打，转向常态化依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