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4）中国抗战的决心与决策。春秋之教，内诸夏而外夷狄，但是中国的民族性雍容宽大，对于异族的排斥心理并不强烈。惟在抗战发生之前的二三十年，日本这般盗取中国文明、文物的蕞尔岛国，蓄意侵吞中国、不遗余力，国人被迫排日，实为客观事实。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民众普遍唾弃，此事足以证明，全体国民内心早已立下对日抗战的决心。

政府层面更是清楚，国民革命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对日战争早晚无可避免。但当局认为，多一分备战，便能少一分牺牲，因此不惜委曲求全，尽力延后全面开战的时间。至于抗日之志，政府与民众自始至终完全一致，并无分歧。
……

坚定的抗战决心，是我国不计强弱、奋起杀敌的核心动因，这一点无可辩驳。而支撑这份决心、令国人愈挫愈勇、意志历久弥坚的根基，则是一套成熟完备、方向正确的抗战战略决策。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月，西北局势日渐紧张，我奉委员长电召，自庐山随行进驻洛阳，共同筹划抗日根本方略。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核心作战方针，均于此时议定。

同时众人亦初步研讨如何牵制敌军、避免被动挨打：敌军大举入侵，惯于自北向南推进；我国为保住西北、西南两大战略后方，选择开辟上海战场，引诱敌军自东向西仰攻，拉长其行军补给线。

关于军队编制序列，约定随战事推进灵活调整部署，贴合战场实际；关于终极国防防线，规划北起秦岭，途经豫西、鄂西、湘西，延伸至贵州、云南，作为我方退守的最后屏障，以上战略构想均在洛阳会商时大致敲定。

总而言之，我国抗战最高作战准则：以牺牲换取战略空间，以空间换取备战时间，以持久时间换取最终胜利。

概括而言，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核心策略为“不战而亡中国”。此计阴狠歹毒，恰是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七七事变后，中国举国奋起抵抗，日本“不战亡华”的图谋彻底落空，只得改换策略，推行速战速决。这一转变同样契合兵家理论，《孙子兵法》有云“兵贵速，不贵久”，正是此意。

所幸天护中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两项先天条件恰好适配持久战战略。我方坚持持久作战，便直接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妄想，其中道理浅显明了。在持久战基础上，辅以消耗战、全民全面作战，持续拉长日军战线、不断拉大其补给距离，令敌军补给愈发困顿，深陷战争泥潭。

日军无计可施，又转而推行“以战养战”，妄图实现“因粮于敌”，可此时敌军窘境已然暴露无遗：进不能彻底征服中国，退又不甘心放弃侵占之地，真正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

走投无路之下，日军铤而走险，贸然发动珍珠港军事突袭，妄图靠一场豪赌扭转颓势。不料严重错估美国国力，直接引爆太平洋战争，我国持久战的战略目标就此初步达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仅中国单一战场，日军便已失去取胜可能；太平洋战争开打后，在太平洋战区，日军实力更远不及美军。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六月，美军取得中途岛大捷，日军全面战败的大局已然确定。此后日军勉强支撑三年有余，不过徒增双方军民无谓的伤亡与财产损失。

我国确立的持久战、消耗战、全面抗战三大战略，是以弱抗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战争进行期间，尚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而今回望历史，已是不容否认的定论。

当然，若无同盟各国协同作战，仅凭中国一己之力，难以彻底击溃日本侵略者。但反法西斯同盟能够携手并肩，根源在于我国长久坚守持久战战略，始终不曾屈服。如若不然，正如《左传》曹刿论战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恐怕南京沦陷之后，我国便会被迫签订屈辱城下之盟，同盟协作更是无从谈起。

由此可知，持久战战略决策，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核心关键，这是我们必须铭记的历史事实。


点评:陈诚还原了国民政府高层战前抗战决心，完整呈现国府高层“隐忍备战、底线抗战”的表态逻辑。清晰区分民众抗日意志与政府隐忍备战两条线索：既承认九一八后全民反日情绪高涨，也客观解释国府“不轻易开战、拖延战事以争取备战时间”的现实考量，厘清了当时朝野上下抗日共识的一体两面。

文本有明显的历史局限与立场偏差，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辩护，回避政策的历史负面后果，全程未反思该政策的严重危害。

叙事立场单一，完全以国民党当局为抗战唯一主导，忽视全民族抗战多元力量
完全抹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敌后战场贡献。全篇无一字提及敌后游击战、全民群众抗日运动，将抗战决心、战略功劳完全归于国民政府高层与蒋介石，片面窄化“全民族抗战”内涵。

片面矮化其他派系抗日贡献，对张学良、西北军、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行动一笔带过，将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单一归于张学良，未反思国民党中央整体对日妥协的顶层责任。

作为蒋介石心腹，陈诚将所有战略决策、抗日决心的源头全部归于蒋介石，存在刻意抬高蒋氏历史地位、弱化党内其他参谋（蒋百里、白崇禧等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