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又要重演？2026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730人，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局长由58岁的原和也出任。

“原和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此人于1990年入职警察厅，曾任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国家情报，正是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基础上升级而来的。

回顾日本历史，情报机构的设立往往与对外扩张的野心相伴而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为适应对外扩张需要，1878年建立了陆军情报部。1911年，为镇压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实施思想监控，东京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随后拓展至全国，通过大肆抓捕和刑讯镇压进步思潮，制造了大量迫害左翼人士的惨案。

二战期间，特高课大肆在外布设分支机构，刺探军政情报，充当日本侵略扩张的急先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高课随日军进入东南亚，依靠特务手段协助日军实行残酷殖民统治。

从甲午战争到偷袭珍珠港，情报机构始终扮演着“先头部队”的角色。日本以军部为核心、完全脱离文官政府制衡的情报体系，成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核心制度支撑。

战后，美国一度解散日本军部情报机构、废除特高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

1952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日本成立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前身——官房调查室。

此后数十年间，情报资源分散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不同部门，各部门壁垒森严。

然而，日本政界谋求整合情报力量、突破安保限制的企图从未停止。1997年，日本政府曾确立设置“内阁情报局”的基本方针，设想合并改组多个机构组建统一情报局。

2007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首度尝试搭建国家级综合情报机构，终因各部门利益割据而搁置。安倍二次执政后，先后于2013年、2017年强行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有组织犯罪处罚法》落地。

如今的国家情报局，正是这条历史脉络的延伸。

从2026年3月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到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再到7月31日正式设立，整套流程仅耗时四个多月。新体系以国家情报会议为决策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并强化了“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没有国会的制衡，也没有第三方监督。

专家指出，国家情报局直接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情报资源垂直管理，由首相掌握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相比。

从明治维新的陆军情报部，到二战的特高课，再到今天的国家情报局，历史似乎在以不同面目重复相似的轨迹。亚洲各国对那段侵略与殖民的历史有着切肤之痛。当日本的情报体系再度向集权化、进攻性方向疾驰，当情报活动边界不断模糊、监督制衡付之阙如，历史的警钟便又一次敲响。

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扩张势头，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各国必须保持清醒，坚决遏制其危险动向的蔓延。和平来之不易，而守护和平需要洞察的目光和坚定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