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刚病逝，媳妇于立群转头就上吊了。原来她翻老头遗物时，得知：亲姐早怀过自家男人的孩子。合着她跟仇人同床共枕四十年，最后愣是没察觉……

1978年6月，郭沫若因病去世。半年多后，于立群开始整理丈夫留下的书籍、手稿和信件。书房里东西很多，她一点点归类、登记，直到一批尘封多年的私人信件被翻出来，事情才出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转折。

写信的人，是她的亲姐姐于立忱。

于立忱比妹妹年长，曾是《大公报》记者，年轻时有才华，也有相貌。1934年，她因肺病前往日本休养，同时担任报社驻东京记者。在那里，她认识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

那时的郭沫若并不是单身。他在日本已有妻子郭安娜，还有5个孩子。可在相处过程中，他还是与于立忱发展出一段感情。两人来往持续了几年，于立忱甚至怀了孕。

她以为郭沫若会兑现承诺，结束原有婚姻，和自己重新组建家庭。等来的却不是婚礼，而是让她打掉孩子的要求。

关于这段往事，后来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信件的具体内容也很难全部还原。但有一点始终刺眼：于立忱在感情受挫、身体虚弱和时代动荡的多重压力下，于1937年回到上海。同年5月，她在公寓中自缢，年仅25岁，留下“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话。

多年以后，于立群面对姐姐留下的字迹，才可能意识到，那句绝望的遗言背后，或许不只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悲凉，也有一段被隐瞒、被抛弃的感情。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姐姐去世后不久，她自己也走进了郭沫若的生活。

1937年，20岁的于立群在上海认识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她知道姐姐与这个男人曾经相识，却不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到怀孕，也不知道姐姐的死亡可能与这段关系有关。

郭沫若没有把真相告诉她，只把于立忱说成普通朋友。1939年，两人在重庆结婚。那时的于立群，也许把这段婚姻当成了姐姐离世后命运给自己的安排，甚至以为这是姐姐在冥冥之中替她牵来的姻缘。

此后的40年，她几乎把全部人生都交给了这个家庭。

她为郭沫若生下6个孩子，替他抄写文稿，操持家务，张罗出版和人情往来。抗战时期躲进防空洞，墨水洒在旗袍上，她仍能笑着说没关系。丈夫身居高位后，她也很少站到台前，始终扮演着安静、克制的贤妻。

可家庭的打击从来没有真正放过她。

1967年，大儿子郭民英自杀；1968年，二儿子郭世英意外身亡。两个儿子接连离开，对任何母亲都是重击。于立群本就长期受神经官能症困扰，多次住院治疗，精神状态一直不算稳定。

丈夫去世、丧子之痛，再加上遗物中突然出现的旧日真相，几件事叠在一起，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庭矛盾，而是她整个生命叙事被推倒重来。

她曾经敬重的丈夫，可能是伤害姐姐的人；她最亲近的姐姐，又曾经是丈夫的恋人。她苦心经营的婚姻，突然被过去的阴影覆盖。所谓“替身”一说未必能完全证实，却足以解释她为何会感到如此绝望——她怀疑自己爱了一辈子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

1979年2月25日，于立群把家中物品重新归置，给一些文物和私人物件贴好标签，像是在交代身后事。随后，她以与姐姐相同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终年63岁。

后来，《郭沫若全集》补卷中出现过一句“忱妹之事，我实负咎”，被不少人视为迟来的悔意。郭安娜则在1995年于北京去世，享年101岁，晚年还曾把积蓄捐给中国。

至于有人在1984年发文指称郭沫若“害死”于立忱，后经考证，文章作者当时已离开日本，时间和地点都存在明显对不上，不能当作确凿证据。

这段往事最让人唏嘘的地方，不是给谁贴上“风流”或“恶人”的标签，而是一个人用40年守住的家，最后竟被一封旧信撕开了裂缝。

感情可以被时间遮住，却不能靠谎言真正埋掉；真相来得太晚，也可能成为压垮一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