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福州看守所，方晓红在接受注射执行死刑前，身体倚靠着车窗玻璃，微微抬起头，留下了一张十分少见的照片。

那张照片里的她穿着一件白色上衣，脚上趿着拖鞋，手脚都戴着镣铐，斜靠在囚车的玻璃上，眼睛微闭。她那年31岁，面容姣好，头发齐肩，看起来跟街上任何一个普通女人没什么两样。

可就是这个女人，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被押赴刑场，用药物注射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叫方晓红，贵州省开阳县人，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

方晓红是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她老家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家里穷，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出去打工。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没文化没技能，在社会上能干什么？她在歌舞厅里认识了一些人，也被人骗过。她曾经被同伙以5000块钱卖给安徽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当媳妇，熬了三年才跑出来。

后来她去了浙江慈溪一家夜总会当歌手，认识了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王林，两人结了婚，生了个女儿。本以为日子能这么过下去，结果丈夫出轨了。

被抛弃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女儿，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可她选了一条最不该选的路贩毒。

2002年11月，她分7次从广州买了海洛因共计900克，然后在福州一带贩卖。她以每克250块钱的价格，先后7次卖给了一个叫刘宝秋的长乐男子，总共225克。

刘宝秋拿到货之后再转手卖给别人。同年11月16日上午，方晓红指使两个人开着一辆小货车去福州一个快运售票点提货，那批海洛因是从广州托运过来的，结果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查获海洛因354.7克。

随后警方又从她藏匿的地方搜出340克海洛因。同一天，正在交接毒款的方晓红和刘宝秋一起被抓。900克海洛因，这个数字放在任何国家的毒品案里都够得上重罪了。

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有记者经有关部门允许，和她面对面做了一次采访。

她穿着白色衬衫和齐膝裤，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脸上带着焦虑和忧郁，但整体还算平静。她说了一句话：“我是国家的罪人，家庭的罪人！”。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年幼的女儿。她在“忏悔书”里给女儿留了五个字：“一定要学好！”。

在被判死刑之后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在抄歌词，经常唱歌给同监的狱友听。她抄了两大本歌词，还写下了一份万言的“忏悔书”。

临刑前一天，管教干部刘卫平点了6个菜送进监房，给全室的女犯加餐，还专门给她煮了碗水饺。饭后她给狱友唱了一首《同一首歌》。当天晚上熄灯之后，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6点半，方晓红起床洗漱，特意请同监的狱友帮她净身。7点45分，法官、检察官、武警陆续到位。管教干部走进监房说了句“上路吧”，她点了点头。

8点钟，管教干部帮她解开了手铐和脚镣，又帮她梳理头发。她自己选了一套白色上衣和齐膝裤，说：“穿上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走。”。

8点15分，法警要带走她，管教干部轻声说：“我只能送到这里，你走好。”她笑了一下说：“谢谢！”。8点18分，警笛响了，她突然转过身，深深地向管教干部鞠了一个躬。

这就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动作。一个鞠躬，一句“谢谢”，然后被押上囚车，驶向刑场。

那张靠在车窗上的照片，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拍的。

她斜靠着玻璃，微微仰起头，表情说不上恐惧，也说不上释然，更像是一种疲惫之后的平静。

一个31岁的女人，从贵州农村的穷丫头到夜总会歌手，从被骗婚的受害者到单亲妈妈，最后成为一个被法律终结生命的毒贩。这一路走过来，每一步都有选择的余地，可她偏偏在关键的那几步上选了最错的方向。

我的看法是，方晓红的案子在当年轰动一时，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说她命苦、遇人不淑、被生活逼上了绝路。但我得说一句实话，命苦的人多了，被抛弃的单亲妈妈也多了，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贩毒。

她第一次接触毒品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吸，第一次帮人带货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干，第一次大批量进货的时候可以选择收手。她没有。她一次又一次地往前迈，直到迈进了死刑执行室。

法律不看你的过去有多惨，只看你现在的行为有多严重。900克海洛因，按当时的市价能卖几十万，但背后是多少个家庭被毒品摧毁，她不可能不知道。

很多人看到那张照片会觉得她可怜，一个年轻女人，长相不差，还会唱歌，就这么没了。但我想说的是，那些被她卖出去的毒品害死的吸毒者、那些因为毒品家破人亡的家庭，他们不可怜吗？

那些被毒品毁掉的孩子，他们不可怜吗？方晓红在最后时刻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可那些被她贩卖的毒品流到社会上，毁掉的又是谁的女儿、谁的儿子？法律不跟你讲“我当初是为了孩子”，法律只看结果。

她靠在车窗上微微抬头的那一瞬间，可能在想女儿，也可能在想自己这一生走错的那几步。但不管她在想什么，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她用自己的命给所有还在毒品这条路上犹豫的人上了一课。有些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有些错犯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