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难忘的山丹战斗

1936年11月21日，红五军带着西路军总医院、兵工厂、妇女团进驻甘肃山丹县城。部队进城之后，立刻挨家挨户发动当地百姓，建立起县苏维埃政府、抗日义勇军等组织。同时四处筹措粮食、布匹，解决部队的物资供给。
在当地军阀的层层盘剥与封锁之下，城里粮食、布匹十分紧缺，很难补足部队所需。牙刷、牙膏这类小东西倒是还能买到，还有香烟，对于抽烟的战士来说，算得上一件难得的喜事。
当时我们部队整编为第十三师，我担任师政委，李连祥担任师长，下辖两个团。接到上级命令，由我们师阻击马家军的骑兵、步兵以及地方民团，守住山丹防线。
第一场战斗发生在11月24日夜里，我们连夜突袭二十里铺的敌军骑兵营地，军部专门调来了迫击炮连配合作战。趁着浓浓的夜色，战士们悄悄摸到敌人驻地附近，突然发起炮击。炮弹接连落下，敌人瞬间乱作一团，人喊马嘶，分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不敢贸然冲出营地反击。
后来我们从老乡口中得知，驻守在这里的并不是一个骑兵团，而是整整一个骑兵旅，硬拼会损失惨重。一阵炮火和机枪扫射过后，我们趁着后半夜悄悄撤出战场，退回了山丹县城。
军长董振堂特意出来迎接归来的部队，看见队伍士气高昂、队形整齐，十分欣慰。我向军长汇报战况：部队没有伤亡，只是打击震慑了一下敌人。董振堂笑着说：“打一打震慑敌人也好，后面再找机会重创他们。”
第二仗在11月29日打响。上级命令我们师前往西十里铺抢占阵地，修筑工事阻击敌军。我们看中了当地几处土围子，迅速布防。我带领一支队伍驻守中间的土围子，师长李连祥守左侧，参谋长带队守住右侧，所有人依托围墙加紧修筑防御工事。
工事刚刚修好，大批敌人就冲了过来。马家军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依仗人数优势，向我们阵地发起四次大规模冲锋。战士们凭借土围工事顽强死守，不畏牺牲，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人每一次冲锋都死伤惨重，而我们这边伤亡并不大。
下午三四点，敌人发起第四次猛攻，我正在指挥所盯着前线指挥作战，忽然左脚一阵发凉。一开始我并没察觉自己负伤，继续指挥战士反击敌人。警卫员看见地上流出鲜血，急忙提醒我：“政委，您受伤了！”
我伸手一摸，脚上火辣辣地疼，才知道被子弹打中了。眼下正是战斗最吃紧的时候，指挥员一旦撤离，一定会动摇战士们的军心。我压低声音叮嘱警卫员：“别声张，简单给我包扎一下就行。”
我强忍伤痛，一直坚持到把敌人打退，部队开始撤退，才跟着队伍撤下阵地。
当天晚上，上级安排我去后方卫生部养伤，暂住到一户老乡家中。第二天，隔壁房间传来伤员痛苦的呼喊声，打听之后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之前遭遇敌人夜袭时，他左脚中弹，胯骨都被打碎了，伤势极其严重。我想去探望，可是自己走不了路，只好写一张字条送去，安慰他安心养伤，也告诉他，我同样脚部负伤。当时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亲自为我做手术、处理伤口，我心里十分感激。
第三天，也就是11月30日，一场更残酷的战斗打响了。敌人大批骑兵、步兵，带着山炮营，朝着山丹县城猛攻，打算一举把我们全部消灭。
战士们依靠城墙、北边古长城作为屏障拼死防守，一次次粉碎敌人的集团冲锋。整整一天，战斗没有停歇，敌军死伤无数，我们师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傍晚敌人暂时后撤，战士们一时兴奋，立刻冲出城门追击，一口气追出去四五里地。连日苦战，战士们缺衣少食，早已筋疲力尽。敌军骑兵突然调转马头，猛然发起反扑。疲惫的队伍抵挡不住，阵地被敌人冲散，短短一阵厮杀，就伤亡了三四百人，只能被迫撤退。
这场血战当中，师长李连祥头部、胸部多处重伤，抬回卫生部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老战友就这样永远牺牲了，我心里悲痛万分。之后，饶子健临危受命，接任十三师师长。
后方的医疗条件极差，脚上的子弹没能取出来，药品也极度短缺。伤口反复发炎，我发起高烧，体温一度烧到40摄氏度。部队里没有退烧药，城里也买不到药品。医生只能想出土办法，找来冰块敷在我的伤腿上降温。就这样熬了十几天，高烧总算退下去，可我的腿，却被冰块彻底冻坏了。
12月13日一大早，军长董振堂专程来到卫生部看望我。刚进门就激动地告诉我：“好消息！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
听到消息，我一时太过激动，完全忘了腿上有伤，猛地从床上跳起来，重重摔在了地上。
12月28日，董振堂再次前来探望，带来了更大的喜讯：“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抗日！”
我激动地说道：“这是党中央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的重大胜利！侵略者的好日子快要到头，咱们中华民族终于看到希望了！”
董振堂点点头叮嘱我：“说得没错，民族有救了，你安心养好伤。”

谢良，1915年生于江西兴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红五军第十三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炮兵副政委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