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为选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亲自和大家一起审查、挑选方案

1949年9月，北京的会议桌上摆着一批旗帜图样。
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几天，代表国家的旗帜和歌声还没有最后确定，国徽更是存在不同意见。周恩来面对的并非挑选一幅漂亮图案，而是要让一个新生国家用最简洁的符号，说明自己的历史、性质和精神。
这项工作早在当年6月便已启动，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随后面向全国及海外公开征集。周恩来连征集启事也亲自审阅，把草案中“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色”改成更加通俗、准确的“红色”。
改动只有两个字，却能看出他对群众理解和文字表达的重视。

各地来稿很快堆满办公室，仅国旗图案就收到3012幅。
工作人员从中筛选出38幅，隐去作者姓名，统一编号，交给各界代表比较。曾联松提交的方案编号为“复字第32号”，原稿的大星中带有镰刀斧头图案，后来经过集体讨论删去，逐步形成红底五颗黄星的基本样式。
周恩来没有只看缩小后的纸面图样。他听取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汇报后，要求把第32号方案画成大图，还要赶制一面绸旗。
彭光涵连夜绘图，第二天又跑到制旗社，盯着裁剪、配色和缝制。样旗送到中南海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展开，反复察看星位、色彩和整体效果。
这面旗随后被带到会议现场，供代表表决时观看。
正式说明强调，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每颗小星都有一个角朝向大星中心，表现围绕一个中心团结在一起。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歌遇到的是另一道难题。征集作品虽然不少，却没有哪一首能够迅速获得广泛认同。
9月25日晚的座谈会上，许多人赞成采用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但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带有抗战年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应该修改？周恩来主张保留原词。
他看重的不是一句话表面上是否符合新的时代环境，而是整首歌在抗战岁月中形成的共同记忆。歌词一旦改动，旋律中的紧迫感和情感力量也可能随之减弱。
两天后，会议决定，在正式国歌尚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来，1978年曾采用重新填写的歌词，1982年12月4日恢复田汉原词，并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今天人们听到的国歌，背后其实经历过多次讨论和法律确认。

国徽的确定更加曲折。1949年征集到的方案没有形成共识，因此没有为了赶上开国日期而仓促定稿。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人员继续修改。有人强调传统构图，有人主张突出天安门，周恩来推动双方吸收长处，而不是简单分出谁胜谁负。
1950年6月20日晚，周恩来主持国徽审查组最后一次讨论。他提出，图案不仅要表现麦穗，也应加入稻穗，因为中国南北主要农作物有所不同；整体形态还应向上、挺拔，不能显得松散。
6月23日，全国政协会议通过国徽方案，6月28日获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同年9月20日正式公布。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由此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图案通过后，雕塑家高庄又对立体浮雕模型进行细化，使谷穗、绶带和齿轮在实际制作时更加清晰、庄重。国徽的诞生不是某个人一次画成，而是多批专家不断修改、审查和完善的结果。

国旗、国徽和国歌已经形成较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修订后的《国旗法》和《国徽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国歌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有关法律不仅规定悬挂、制作和奏唱方式，也要求公民和组织尊重国家象征，维护其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