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检察官杨兆龙，先后营救了 1 万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奇怪的是，蒋介石并不怀疑他。

杨兆龙，江苏金坛人。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精通八国语言。他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顶尖的法学家。1949年初，官拜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宣告下野。桂系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谋求国共和谈。 和谈需要筹码。释放政治犯，是中共开出的条件。 南京地下党盯上了最高检察署。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通过杨兆龙的妻妹、地下党员沙轶因，秘密接触杨兆龙。 任务极其凶险：在保密局特务的眼皮底下，把关在全国监狱里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捞出来。 杨兆龙接了。

他没有劫狱，没有私下受贿放人。他用的是最无懈可击的阳谋：走合法司法程序。 杨兆龙先说服司法部长张知本，拟定一份全国释放政治犯的草案。随后，他带着草案，专程飞赴广州，当面请求代总统李宗仁签字。 理由冠冕堂皇：为展现和谈诚意，彰显司法公正。 李宗仁签了字，加盖了政府公章。 一份带有最高行政效力的赦免令出炉。杨兆龙立刻以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司法机关和监狱下发加急公文。

放人。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急了。特务们天天在监狱门口堵着，不准放。 杨兆龙不吵不闹。他拿着李宗仁的签字，搬出中华民国的法律条文，冷冰冰地怼回去：“我身为检察长，只对民国的法律和政府公文负责。证据不足、程序不合规，便不能定罪。代总统有令，必须放人。”

特务们哑口无言。拿不出杨兆龙通共的实证，更不敢公然违抗代总统的政令去抓捕一位司法高官。 监狱大门被迫敞开。 仅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地，就放出3700余人。几个月内，全国十几个省，累计释放政治犯超过一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地下党员、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 毛人凤原计划在撤退前执行的大屠杀，被这纸公文生生撕碎。

救出一万多人，几乎把国民党的监狱掏空。为何蒋介石和保密局始终没怀疑杨兆龙是卧底？ 因为杨兆龙的保护色太完美了。 在国民党高层眼里，杨兆龙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他不加入国民党任何派系，不结交权贵，连蒋介石的宴请都以忙于办案为由推脱。他常年埋头法理研究，满口都是法治与程序。

高层评价他：“只会死抠法律条文的迂腐书生。” 他行事极度克制。在释放政治犯的全过程中，他从未发表过半句同情共产党的言论。所有操作，全在国民党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没有私下联络，没有越权批条。 特务查他，查出来的全是按章办事。 在这个崩溃的王朝里，一个不碰政治、只认死理的技术官僚，反而成了最不可能通共的人。再加上当时蒋系与桂系内斗激烈，特务们更愿意相信，杨兆龙不过是李宗仁用来和谈的工具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 杨兆龙拒绝逃往台湾。他将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军管会。随后脱下官服，回到大学讲台，继续做他的法学教授。 曾被国际法学院评选为“全球50位杰出法学家”。杨兆龙于1979年因病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