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游泳后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省委书记请来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把完脉，手离开桌子，没拿笔：“要我开方子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少一个，这病我治不了。”

1957年7月，毛主席到青岛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
会议期间，他几次下海游泳，随后患上重感冒，病情拖了多日，睡眠也受到严重影响。随行医生用药后，症状仍未明显缓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提出，请山东名医刘惠民前来诊治。

这项推荐并不轻松。毛主席在青岛要主持会议、修改文件、会见干部，身体状况关系到整个日程。

刘惠民此前没有为毛主席看过病，地方医生能否进入原有保健安排，靠医名远远不够。药方由谁审核，药材怎样把关，服药出了问题由谁负责，每一步都压着分量。

刘惠民不是临时找来的民间郎中。
他早年学医行医，抗战时期参加根据地卫生工作，曾把中药制成便于战地使用的药丸和散剂。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筹办济南中医诊疗所和山东省中医院，后来主持山东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

舒同了解他的经历，也清楚他的医术，这才敢把名字报上去。
石澜在《我与舒同四十年》中回忆，刘惠民诊察后开出中药，同时提出三项要求：她要陪同去药铺取药，亲自负责煎药，再把药送到毛主席住处，看着服下。

三项要求听起来有些严苛，实际全落在用药过程中最容易出差错的地方。

中药从纸上的处方变成入口的药汤，中间隔着药材品种、分量、水量、火候和煎煮时间。药抓错一味，或者熬得太浓、太淡，医生原来的判断就会走样。刘惠民第一次接诊毛主席，没有长期观察病情的条件，也不熟悉身边工作人员的操作习惯。

他只能把能控制的环节尽量控制住。

到了药铺，药材被逐味摊开，刘惠民亲自检查后才让人包好。

回到住处，他又把煎药方法交代清楚：放多少水，用什么火候，熬多长时间，两次煎出的药汁怎样混合。石澜按要求操作，再将药送到毛主席处。

这套安排没有神秘之处，却很见医生的分寸。
刘惠民没有开完方子便把责任留给别人，而是把诊断、配药、煎制和服用连在一起。治疗若有效，原因能够说清；治疗若出现问题，也能查到是哪一步出了差错。那三个条件约束了取药和煎药的人，同样把医生自己放在责任之中。

连续服药三天后，毛主席的感冒症状消退，睡眠也明显转好。他后来还问起方中酸枣仁的作用。刘惠民在处理感冒症状时，也顾及了失眠带来的消耗。这正是中医辨证用药的一部分，不能只用“退烧药方”来概括。

舒同夫妇在这次诊疗中承担的风险并不比医生轻。
舒同负责推荐，石澜亲手取药、煎药和送药。地方干部、地方医生与随行保健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配合，靠的是每个人都把责任落到具体动作上。

缺少其中任何一环，刘惠民的药方都未必能够顺利送到毛主席手中。

青岛这次诊疗，也反映出当时中医处境的一点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正在从分散行医走入公立医院、医学教育和卫生管理体系。刘惠民之所以能够被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荐，除了个人医术，还因为他已经在正规医疗机构中承担职务。

他进入毛主席的保健安排，带去的是一套能够说明、能够执行、也能够接受检验的诊疗方法。

几个月后，毛主席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有关会议。

刘惠民以保健医生身份随行，中药和煎药用具也由他负责准备。
从青岛的一次临时出诊，到进入重要出访的保健队伍，中间只隔了数月。

这才是三个条件带来的具体结果。
刘惠民治好了一场久拖未愈的感冒，也用取药、煎药、送服这一连串细致安排，证明自己能够承担特殊医疗任务。后来流传的故事，常把注意力放在那句强硬的话上。

可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是药铺柜台前逐味查看的药材，是炉火旁反复交代的水量和时间，也是医生不肯把任何一道手续含糊过去的谨慎。

青岛的几服中药很快喝完了。

数月后，刘惠民带着药材和煎药器具登上赴苏联的行程。一次陌生的出诊，就这样变成了可以继续托付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