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号，毛主席去世，中国老百姓几乎所有男女老幼都从内心悲恸流泪，有当时的无数录像为证，到今天，主席去世近五十年了，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越来越深厚。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消息通过广播、电报和报纸传向全国。

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乡村陆续设置吊唁场所，人们佩戴黑纱，排队走过遗像。

9月18日，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大会，全国各地也举行了悼念活动。留下来的新闻纪录片里，哭泣的人群一层层铺开，那种悲痛并非后来补写出来的。

这场悲痛为何如此普遍，又为何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迅速退去？
这一年，中国接连失去周恩来、朱德，唐山大地震又造成巨大伤亡。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尚未结束，普通人对国家下一步怎样走并无把握。

毛主席逝世，意味着一个延续二十多年的政治时代突然失去中心。
许多人悼念的既是领袖，也是自己熟悉的国家秩序；既有对过去岁月的依恋，也夹着对前途的忧虑。九月的沉重，远比一次普通的国家葬礼复杂。

全国治丧有统一安排，广播把这场哀痛同时送进城市和乡村。电视尚未普及，收音机和单位广播是最重要的公共信息渠道。

讣告播出后，各地组织吊唁和收听追悼大会，分散的人群在同一天、同一声音中肃立。仪式能够汇聚情绪，却不能凭空造出千家万户的眼泪。

支撑这些眼泪的，是几代人已经形成的生活记忆。

对经历过旧中国的人来说，毛主席并非一个抽象符号。
他们见过战乱、失学、贫困和国家受制于人的年月，也亲历了政权更替、土地制度变化、工业建设和国家独立。毛主席的名字，同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最初二十多年的建设紧紧连在一起。

普通人未必会讲“国家建构”一类概念，他们记住的是前后的差别：过去没有政治位置的人被称为国家主人，长期分裂和受辱的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国家。

1976年的哭声，不能只用“个人崇拜”四个字解释。政治动员确实塑造了悼念的形式，个人崇拜也曾在那个年代被推到很高程度，但群众感情另有更深的来源。

对许多人而言，毛主席同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战争年代的牺牲和新中国建立后的身份变化连在一起。国家巨变进入个人生命，感情便不会随着一纸讣告结束，也不会因为后来政治路线调整而完全消失。

这种怀念并不需要回避晚年的错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总体评价。此后，对毛主席的纪念逐渐离开神圣化的表达，却没有割断他同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联系。

1981年以后，怀念有了更为稳定的历史尺度。
人们可以讨论政策得失，也可以继续尊重一个国家主要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可以反思晚年的曲折，也可以承认，没有他所领导的革命，新中国不会以同样的道路建立起来。

怀念不再只是失去领袖后的情感宣泄，也成为对国家来路的辨认。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此后数十年，来自各地的瞻仰者不断走进纪念堂。队伍中既有亲历战争和建设年代的老人，也有从课本、家庭讲述、电影和历史文献中认识毛主席的年轻人。前一代人怀念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后一代人则借助这些记忆追问：一个积贫积弱、长期分裂的中国，怎样走到独立建国这一步。

近五十年来的怀念，也不是1976年那场悲痛的简单延长。
亲历者逐渐减少，记忆却通过家庭讲述、纪念场所、文献出版和公共纪念进入下一代。

不同人看重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敬重战争年代的决断，有人看重独立自主，有人怀念领袖同普通群众之间应有的联系。
表达方式变化了，毛主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位置却始终无法绕开。

1976年的纪录影像中，人群低着头，黑纱别在袖口，追悼大会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

近五十年后，天安门广场南端仍有人排队走进纪念堂。
前一个画面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突然停下来的时刻，后一个画面说明，那场悲痛已经越过亲历者的年岁，沉入中国社会对自身来路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