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6日，他右手握着主席的手，左手掩在主席耳边大声说：我已从上海调来武汉了。


1958年4月6日，武汉体育馆举行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界“向科学进军”誓师大会。
毛主席来到会场接见科学工作者。轮到夏坚白时，他右手握住毛主席的手，左手拢在嘴边，靠近主席耳侧大声汇报：“我已从上海调来武汉了。”随后，毛主席问起同济大学的情况。

现场留下的照片里，没有测量仪器，也没有工程图纸，只有一次短暂的握手和交谈。
可夏坚白所说的“调来武汉”，并非普通的人事变动。它对应着新中国测绘教育的一次重新布局：原先散布在多所高校中的师资、学生、设备和课程，开始集中到武汉，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人才的高等学校由此建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水利、矿山、城市建设和国防工程陆续展开。

工程动工之前，必须先有准确的坐标、地图和测量数据。

当时的测绘专业却分散在不同院校和部门，培养规模较小，专业门类也不完整。
一所大学或许能够办好工程测量，另一所学校擅长航空摄影测量，却很难独立承担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完整人才体系。

1955年，国家批准筹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和青岛工学院的有关测绘专业陆续调整到武汉。

夏坚白也由上海来到武汉，担任副院长并主持学校工作。

院系合并写在文件上，不过是几行字；真正落到校园里，却是课程、教师和设备的全面重排。

各校教学传统不同，学生年级不同，仪器型号也不一样。专业怎样设置，基础课与专业课如何衔接，教研室由谁主持，实验室需要补充哪些设备，野外实习安排在什么地方，都要逐项解决。

夏坚白承担的正是这些琐碎而沉重的工作。
他参与制定招生方案和教学计划，推动大地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地图制图、工程测量等专业逐步形成，还亲自走进课堂讲授大地天文学，为学生答疑。学院若只有校牌和校舍，没有成形的课程、教师队伍和实践制度，所谓集中办学便只是一场规模较大的搬迁。

他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夏坚白并非单凭个人声望办成一所学校，而是把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专业判断，转化为一套能够运行的培养体系。

此前，他已与陈永龄、王之卓等人编写、整理多种测绘教材。

来到武汉后，这些教材和经验不再服务于零散课程，而被放进一所专业学院的整体框架中。

同时来到武汉的，还有王之卓、陈永龄、金通尹、叶雪安等一批测绘专家。
他们分掌不同领域，年轻教师跟着备课、制作教具、带领实习。原先分布在几所高校中的学术力量，由此逐渐汇成一支完整队伍。

国家需要的不只是几位名师，而是一套能够连续培养工程师、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机制。

1958年4月，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开学还不到两年，许多教学和科研条件仍在建设。夏坚白在握手时特意说起自己已经从上海来到武汉，实际是在汇报这项调整已经落地。他离开的，是办学基础较成熟的同济大学；来到的，却是一所刚刚起步的新学院。他带来的不只是个人履历，还有教材、师资联系、专业规划和办学经验。

同年，学校改称武汉测绘学院。
此后，它经历调整、恢复和更名，逐渐发展为中国测绘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后来并入武汉大学。

由这所学院延伸出的学科，进入航空摄影、遥感、卫星导航和地理空间信息等领域。后来的成就并非由某一个人预先设计，却证明了当年集中建设测绘学院的必要：分散的专业力量，只有进入稳定的教学与研究体系，才能一届一届培养人才。

再看那张照片，夏坚白把左手拢在嘴边，只是为了让毛主席在嘈杂的会场中听清一句话。

此时，武汉的新校园里，来自几所高校的教师已经走进课堂，仪器正在安放，课程表一门门排开。

夏坚白从上海来到武汉，一位学者换了工作地点，中国测绘教育也由分散设科，向完整建制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