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持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磨难，人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梅汝璈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
 
 
1948年11月，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落下帷幕，28名日本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判决，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
 
 
梅汝璈作为唯一的中国法官，在审判中据理力争，不仅为中国争得了法庭第二的席位，更亲手将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写进判决书，替无数死难同胞讨回了公道。
 
 
审判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发来任命，委任梅汝璈担任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要求他立刻赶赴台湾赴任。
 
 
以他当时的声望和资历，跟着国民党南渡，既能保住高官厚禄，也能避开大陆的战事。
 
 
可梅汝璈直接拒绝了这份任命。
 
 
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早已积累多年，尤其是看到国民政府无视民众苦难，甚至将侵华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更让他不愿再与旧政权同行。
 
 
1949年6月，梅汝璈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避开了国民党的监视。
 
 
他通过清华校友的关系，联系上了中共驻港代表乔冠华，表达了自己想要北上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意愿。
 
 
同年12月，他化装成普通商人，坐上一艘运煤船悄悄北上。
 
 
船行至舟山群岛附近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检查，护送人员拿出钱财打点军官，对方没有仔细盘查便放行了事。
 
 
没人想到，这艘普通运煤船上，藏着刚从国际法庭归来的中国大法官。
 
 
抵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就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特意介绍了他，说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站在会场里，心里清楚自己选对了路。
 
 
之后的几年里，他担任外交部顾问，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参与新中国的外交与法制建设。
 
 
他把东京审判时穿的法袍小心收在樟木箱里，偶尔会跟家里的孩子讲起法庭上的经历，说这件袍子不是个人的东西，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见证。
 
 
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1957年，梅汝璈因为在会议上提出，防范贪腐不能只靠个人自觉，还要靠制度约束，被打上了旧法观念未除的标签，渐渐淡出了核心工作。
 
 
他大多时间只是待在办公室里看书翻译，或是在家整理东京审判的资料。
 
 
1965年，他家从胡同的平房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谁也没料到，这次搬家会在第二年的风波里，帮他避开了更严重的冲击。
 
 
1966年，特殊的风暴席卷全国，梅汝璈也没能躲开。
 
 
造反派冲进他家抄查，把屋里的书籍、手稿翻得满地都是，最后在储物间的樟木箱里，翻出了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黑色法袍。
 
 
在场的人认定这是旧司法的遗物，是他留恋旧时代的证据，当场就有人喊着要把这件袍子烧掉。
 
 
从抄家开始就一直沉默的梅汝璈，这时突然站了起来。
 
 
他挡在法袍前面，看着围过来的人群，开口问了一句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喧闹的现场安静了一瞬，他告诉在场的人，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法袍，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第一次站在国际法庭上，审判外国侵略者时穿的衣服。
 
 
这件袍子见证的不是旧时代的权力，是整个民族用十四年抗战换来的尊严，是千万死难同胞沉冤得雪的证明。
 
 
谁要是烧了它，就是毁掉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在场的人被他的话镇住，没人再坚持要烧掉法袍。
 
 
之后的几年里，梅汝璈被安排打扫厕所，写各种交代材料，他在一份检查里写，自己不过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可即便在最难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下整理东京审判史料的工作，偷偷写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稿，想把这段历史完整地留给后人。
 
 
1973年4月23日，69岁的梅汝璈在北京病逝，没能等到书稿完成，也没看到风波平息的那天。
 
 
1998年，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把这件法袍连同判决书中文原稿一起，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博物馆。
 
 
他拒绝南渡，是相信新中国需要法治的力量；他拼死护住法袍，是知道历史不能被轻易抹去。
 
 
一件法袍的命运，照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坚守，也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