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刑场上一片安静，端枪的兵愣住了，主刑的人也停下脚步，枪栓都没来得及拉开。

有人低声问：“什么江姐？”黄茂才梗着脖子又喊了一遍：“江竹筠！渣滓洞关的那个共产党员！我给她送过信，还帮她联系过越狱，救过她的人！”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砸进死水，没人敢当场拍板。

行刑的事就这么僵住了，案子被重新翻了出来，这一查，就是几十年。

复审的人翻开他的档案，第一页写着1945年，四川。

黄茂才是四川人，家里穷。

那年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他爹心急，托了几层关系，给他谋了个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的闲差。

临走前，他爹只说了一句：“留住命比什么都强。”

没多久机构一撤，这份差事没了，他被派去渣滓洞当看守，说白了就是个端枪站岗的角色。

上头交代他，牢里关的都是穷凶极恶的犯人，得防着点，别被蒙骗了。

他信了，头几天见谁都绷着脸，手按着枪不敢松。

日子一长，他发现不对劲。这些人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说话不慌不忙，挨了饿受了刑也不见谁哭天抢地。

1948年，江姐被押进来了，也是四川人。

老乡见老乡，他多看了几眼，江姐也留意到这个年轻看守跟别的人不一样，眼神没那么冷。

两人搭上话之后，江姐没直接挑明，只是聊些家常，摸他的底细。

她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黄茂才说：“就一个老父亲，身子不好。”

江姐没接着往下问，只是点点头，那点老乡的亲近就这么留住了。

黄茂才起初听着新鲜，心里犯嘀咕。听得多了，也觉得在理，人渐渐松动。

他开始在自己管得着的范围内，替她行个方便：多聊几句，少扣点粮食，查房前提前递个信。

真正把他绑上这条船的，是一封信。1949年8月，江姐写好一封信，是给儿子彭云的。

她把信塞给黄茂才：“想办法带出去，送到育才小学，交给我弟弟谭竹安。出了事，这就是我留给孩子的。”

只说了这一句，再没多讲。

黄茂才把信贴身藏好，出渣滓洞大门时手心全是汗。

脚步不敢乱，一路没敢回头，直到把信亲手交到谭竹安手上，才敢喘一口气。

这封信字迹工整，没有一句怨言，句句是嘱咐孩子的话。

1962年，谭竹安把它捐了出去，如今就存在重庆的博物馆里。

信送出去没多久，风声越来越紧。

江姐等人还琢磨着一件更大的事：策反看守卫队的连长邬治声，让他里应外合，帮着组织一次武装越狱。

邬治声起初点了头，只说了句：“我尽量。”事情眼看要成，谁知上头突然一道调令，把他带的整支卫队调去了前线换防。

人一走，营救的路子彻底断了。

没过多久，“11·27”那场大屠杀就来了，江姐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

黄茂才没赶上那场屠杀。他因为父亲病重请假回了老家，躲过一劫。

可这也成了他后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把柄。渣滓洞看守的身份甩不掉，江姐没了，能替他证明的人也没了。

他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疑点。

1951年那声喊叫，把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人却没就此没事。

审查一轮接一轮，牢里一关又是十几年，直到1964年，才因为查无实据被放了出来。

可这时候他只算“证据不足”，不算“证明清白”。真正把事情说透，又等了将近二十年。

1981年，当年渣滓洞的狱友曾紫霞站出来作证。

她一字一句说明，黄茂才当年确实是江姐的人，帮着送过信，联络过越狱。

曾紫霞在证词里说，1949年那阵子，黄茂才不止一次冒着风险替他们跑腿。

江姐能把托孤信送出去，靠的就是这个年轻看守。这份证词交上去，案子才算彻底翻了过来。

1982年，黄茂才的功臣身份被正式确认，距离那声刑场上的呼喊，已经过去了三十一年。

文章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