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生而平等，可平等究竟代表着什么？这个概念所包容的广阔内涵，恰恰解释了它为何能历久弥新。

特蕾莎·M·贝扬 / 大西洋月刊

“上天造人，皆同出一辙。”这是《独立宣言》早期日文译本对那句最著名的宣言中所称的“自明之理”的翻译。在很多美国人听来，这简直是对“人人生而平等”的奇特误解。毕竟，宣言里这种平等主义的算术逻辑再清楚不过：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分量。若非如此，当年的殖民地人民又凭什么自认与国王平起平坐并向其问责？

然而，这位日本译者却洞察到了一个关键：当托马斯·杰斐逊在1776年夏天提笔撰写时，“平等”这个形容词的含义，远没有它在数学上呈现的那样显而易见。在塞缪尔·约翰逊1755年出版的《英语语言词典》中，这个词有多达八种定义，其中包括“在体积、优秀程度或任何可比品质上与他人相似”、“比例相当”以及“在相同的规则下”。

一旦引入政治领域，约翰逊给出的这些定义很多都相互冲突，而这种冲突至今仍在产生深远影响。现代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在提倡平权行动等政策时，脑海中浮现的正是“比例相当”这一含义。在他们看来，将人视为平等的一员，有时就必须把种族差异考虑在内。相反，许多保守主义者则更推崇“在相同的规则下”。他们认为，平等意味着人在所有法律相关的层面上都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任何基于群体差异制定的政策，都因为在法律面前区别对待了民众而必须予以否定。

当下的诸多争端，本质上都退化成了一场简单的分歧，即大家在争论到底该套用“平等”的哪一个具体定义。况且，考虑到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在当时遗留了如此多的社会不平等，这里面确实有太多值得商榷的空间。

在得出社会中某些成员“比其他人更平等”（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这一结论上，建国先贤们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后的平等主义者。宣言中对“造物”的提及，直接将人们带回了《圣经·创世记》的时代，书中写道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女。然而，这种与神相似的地位，显然未能阻止奴隶制、父权制以及圣经中随处可见的其他诸多社会等级制度的蔓延。同样，在民主时期的雅典，人类平等也根本无从谈起，当时只有土生土长的雅典男性在政治上才被视作彼此对等的同伴。

在公元三世纪初，罗马帝国法学家乌尔比安曾提出“在自然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然而，他并非主张所有人在社会权利上应当一律平等，无论其性别是男是女，身份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他的真实意图是表达自然规律如同烈日、风雨或死亡一般，无情地笼罩着每一个人，绝不会因个人的财富与地位而有所偏袒。

在此后的千百年间，这种平等观与性别歧视、奴隶制度，乃至君主专制和帝国扩张长期并行不悖。在人类先祖的普遍认知中，即便承认众生在上帝面前“一视同仁”，也绝不意味着人们在智识才能上同样优秀，从而配得上同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事实上，这与现代崇尚优绩主义的社会如出一辙，极力宣扬人人生而平等，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给现实中不平等的命运寻找托词。如果有人生活困顿、遭受失败，那也只能说他们咎由自取。

直到17世纪的英国，平等才首次转化为平民阶层争取政治权利的武器。1646年夏天，声名显赫的社会活动家约翰·利尔伯恩在上议院出庭时，既不下跪也不脱帽致敬。他随即因藐视贵族被捕入狱。在狱中，利尔伯恩撰文阐述了一个“基本命题”，即“世间存活过的每一个独立个体，无论男女，在天性、权力、尊严、权威和尊贵上，皆是完全平等且无差别的”。

这位被大众冠以“天生自由的约翰”之名的人物，似乎天生热衷于为各种诉求奔走并甘愿为此身陷囹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堪称一位“煽动公众情绪的操盘手”。但在他入狱后，其提出的命题迅速成为激进政治派别“平等派”的核心纲领。该组织此后全力以赴，旨在发掘“平等”一词背后蕴含的所有变革力量。他们当时便提出了实现全体成年男性选举权的主张，这比现代英国最终确立该制度早了将近三百年。在1649年呈递给议会的一份非同寻常的请愿书中，一群平等派女性更是据理力争，宣称既然女性同样被创造得“与男性平等”，那么她们理所当然也拥有向议员递交请愿书的权利。

尽管平等派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利尔伯恩的理论却像思想火种一样流传开来，并最终融入了《独立宣言》的字里行间。有趣的是，利尔伯恩与托马斯·杰斐逊之间还存在着远房亲戚关系，是隔了数代的表亲。至于这位起草《独立宣言》的弗吉尼亚伟人当时是否知晓这段家族渊源，如今已不得而知。

在1826年6月的一封书信中，杰斐逊借用了另一位平等派成员理查德·朗博德的表达，来归纳自己对平等的理解。他写道：“人类大众并非生来背上就配着马鞍，也并非少数幸运儿生来就穿着靴子、戴着马刺，注定要骑在他人身上。”（杰斐逊在两周后离世，与他的挚友兼政敌约翰·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那一天正是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纪念日。）

然而，杰斐逊内心对平等的定义其实非常矛盾，以至于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占有着蒙蒂塞洛庄园里数百名生而为奴的黑人男女，而根据如今的考证，这些人中至少有两位名叫“利尔伯恩”。

杰斐逊人生中这种令人尴尬的自相矛盾，究竟向我们揭示了关于他亲手起草的这份宣言的什么真相？部分读者或许会认同《纽约时报》发起的“1619项目”，该项目声称“我们民主制度的立国理想在创立之初就是虚伪的”。为了推动社会正义，一些评论家甚至开始排斥“平等”这一概念，转而尝试用“公平”来取而代之。

这种所谓的区别在2010年代风靡网络的一张表情包中得到了体现。画面中有两幅漫画，画的是人们在围栏外试图观看棒球比赛。在名为“平等”的画面里，每个人脚下踩着同样高度的木箱，结果高个子看得到，矮个子依然看不到。而在名为“公平”的画面里，矮个子根据自身身高的不足分配到了更多的木箱，从而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比赛。不过，这幅漫画并不能证明平等已经落伍，它只是向我们表明，塞缪尔·约翰逊当年给平等下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定义在今天依然适用。

我由衷希望，关于“平等”这个词曲折且充满争议的历史，能够启发我们用更坦诚、更有建设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当下的政治分歧。因为社会冲突往往并不是在支持平等与反对平等的人群之间展开，而是源于人们对于“平等”最核心的本质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平等”一词显然交织着许多不同的含义，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不证自明的真理”能够历经250年而历久弥新。在我们今天追求平等的进程中，这些不同的含义也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或许，正如那位早期日本译者所言，所有美国人确实是在“同一条车辙”中被创造的。但车轮接下来驶向何方，则取决于我们自己。

——作者系牛津大学政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