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曾扩情被释放回南京，刚下飞机就见戴笠带着十几个特务在那里等候。戴笠上前说道：“扩大哥，对不住了，校长要你反省反省。”
1949年冬天，成都局势已经无法挽回。胡宗南派人四处寻找曾扩情，给他准备了路费，还安排飞机送他去台湾地区。
只要按时赶到机场，他大概还能继续过原来的生活。曾扩情却躲到了广汉，没有露面。

一句客气话，说完便把人带走了。曾扩情没有想到，自己在黄埔军校多年积攒的资历，在真正的权力面前竟然如此单薄。
这个称呼不只是因为年龄，还说明他在同学中颇有人缘。黄埔初创时，各种学生团体十分活跃，曾扩情参与其中，又进入军校政治部工作。
东征期间，他随军负责政治宣传，也曾在战斗中负伤。不过，曾扩情真正受到重用，并不是因为他在前线打得多么出名，而是因为他熟悉黄埔学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黄埔同学会筹办以后，他承担秘书和联络工作，负责登记、考察和推荐黄埔毕业生。这份差事看似没有兵权，影响却不小。
哪个学生可以获得推荐，谁适合进入某支部队，哪些人值得继续提拔，这些情况都要经过同学会整理。曾扩情由此接触了大批黄埔军官，也成为蒋介石控制黄埔人脉的重要助手。
权力来得快，裂缝也出现得早。1934年，曾扩情出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
第二年，华北局势紧张，在日本方面持续施压下，南京方面下令撤走北平的部分党政军机构，政训处也被迫南撤。曾扩情对此非常不满。
他原本以为，自己负责宣传和组织，只要认真做事，便能得到支持。可现实让他看到，当个人职位与更大的政治安排发生冲突时，他同样可能被放弃。
1935年，曾扩情转到西北工作，与张学良有了较多接触。两人在抗日问题上存在共同话题，关系逐渐熟悉。
蒋介石原本希望政训系统能够控制西北军政人员的思想，没想到曾扩情反而对张学良的一些主张产生了理解。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曾扩情被控制后，张学良请他通过广播向南京说明情况，希望对方派人来西安谈判，避免双方直接开战。曾扩情答应了。
他的广播并没有攻击蒋介石，主要内容是强调蒋介石的安全，希望南京不要急于动武，通过谈判打破僵局。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仅仅替西安方面传递信息，就足以让蒋介石认定他立场有问题。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曾扩情也获准返回南京。
他原以为自己只是协助沟通，即便受到责问，也不至于失去自由。机场上的戴笠却让他明白，事情远没有结束。
曾扩情随后被关在南京羊皮巷的一所房子里。名义上是闭门反省，实际上受到严密看守。
胡宗南等黄埔同学得知消息后，多次联名为他说情，强调他没有参与策划西安事变，过去又长期替黄埔系统办事。此后，他很少再进入真正掌握军权的位置。
1949年年底，轮到他作出最后一次选择。胡宗南希望他搭乘飞机离开四川，曾扩情却不愿再走。
他没有赶到机场，而是留在大陆，随后进入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4日，曾扩情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一。
1960年，他到辽宁省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把自己亲历的黄埔军校、政训系统和西安事变等往事整理下来。1983年11月3日，曾扩情去世。
回过头看，曾扩情一生最值得琢磨的，不是他当过多少官，而是他在几个关键路口上的选择。年轻时，他依靠黄埔同学会进入权力中心；西安事变时，他因为愿意传递另一种声音而失去自由；1949年，他又放弃了早已安排好的退路。
戴笠在机场说出的那句“扩大哥”，最能说明当时黄埔体系内部的真实关系。平日里，大家以同学相称，也讲资历和交情；可一旦上级作出决定，同学情分便只能停在一句客气话上。
曾扩情多年经营人脉，却没能依靠人脉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段经历提醒人们，依附权力得到的位置看似牢固，实际上可能非常脆弱。
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不是曾经站得多高，而是到了人生转弯处，一个人最终作出了怎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