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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地区战事频频,于是宋神宗任命韩绛韩子华为陕西宣抚使。当时西夏军大举入寇环庆路

陕西地区战事频频,于是宋神宗任命韩绛韩子华为陕西宣抚使。当时西夏军大举入寇环庆路,韩绛请缨巡边,神宗准其行,不仅授以陕西宣抚使之职,更赐空名告敕,许其自行任命官吏,后又兼领河东宣抚使,权力之大,一时无两。

与此同时,面对西夏的连年侵扰,宋神宗批准了王韶《平戎策》中“拓边熙河、断西夏侧翼”的战略构想。王韶此前上“平戎三策”,核心主张是:“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其逻辑在于,若能控制河湟地区,便可将西夏与吐蕃诸部的联系切断,从侧翼形成包抄之势。神宗深以为然,命王韶以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之职主持“熙河开边”,率军进入吐蕃部落控制的青海区域。

要收复河、湟,先得将当地部落逐一拉拢。此时河湟地区诸部势力分散、互不统属,正是招抚的最佳时机。然而此前在环庆之役中曾侵扰西夏西部边境的吐蕃首领董毡,见王韶大军压境,唯恐自家地盘不保,遂倒向西夏。大梁太后虽对董毡有所忌惮,但亦欲借其力以抗宋,遂主动结好,将心爱之女嫁给董毡之子蔺逋比。双方联姻,宋军侧翼的压力骤增。

同年七月,王韶正式发动拓边青唐之役。他先率军修筑渭源堡,遣偏将击破蒙罗角族,继而在乞神平筑城戍守,再破抹耳、水巴诸族。此时诸部羌人皆恃险据守山寨,宋军诸将主张在平地列阵挑战。王韶却道:“贼若不肯舍险出巢与我交战,则我师必无功而返。今日既已深入险地,便当反客为主,使险地之利为吾所用。”

于是王韶下令诸军直趋抹邦山,越竹牛岭,紧逼蕃兵山寨列阵,并严令:“兵已置此死地,敢言退者斩!”士卒皆下马暂歇,蓄势待发。蕃军开营乘高冲下,宋军稍却。王韶亲披甲胄,麾帐下兵逆击,蕃兵溃走,宋军焚其族帐而还,洮西震动。

闰七月,瞎毡之子木征率众渡洮水来援,溃散之蕃卒复集于抹邦山。王韶对诸将道:“若我军先取武胜,则抹邦山可一举而定。”遂部署分兵:命部将景思立、王存率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进发,虚张声势以吸引敌军注意;自己则率主力从东谷路悄然直插武胜城。

武胜城扼守西夏进入洮河的要道,战略地位极重。西夏国相梁乙埋早已觊觎此地,采纳谋士景询之策,乘宋军与蕃部交战之机,遣兵攻城。蕃将瞎药守城不支,眼看城池将破,王韶却已率宋军出其不意地杀至夏兵背后。夏军仓猝迎战,于城外十里激战,大败而走。

就在此时,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高遵裕因青唐蕃部俞龙珂的地盘上有盐井,修筑了盐川寨。西蕃首领瞎吴叱(木征之弟)率诸羌部族胁迫青唐,企图侵扰边境,宋廷下诏命副都总管张玉前往攻讨。高遵裕却道:“青唐本无过错,只是被生羌胁迫罢了。”遂遣裨将与俞龙珂率部众前去抵御。青唐人见俞龙珂至,哭着向他诉说冤屈。瞎吴叱见俞龙珂不肯依附自己,只得溃退而去。
宋军进据武胜城后,捷报传至京师。王安石上呈王韶战报,言已拓地一千二百里,招附蕃部三十余万口。宋神宗大喜,下诏对王韶道:“具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

王安石亦进言:“洮西已为内地,更移市易至武胜,此地必成都会。洮河据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然而执政吴充持异议:“我军屯于野外,粮饷辗转输运而至,生民之苦由此未已。宜委王韶招诱木征,将武胜城还之,授以官爵,令其自守,以岷、洮蕃部族长为外臣,不必留兵绝塞、列置郡县,屈力费财。”神宗不听吴充之议,命改武胜军为镇洮军,以高遵裕兼知镇洮军,王韶以功进授右正言、直集贤院,加集贤院修撰。

当时王韶主持招纳蕃部、设置市易司、招募百姓营田等事务,来到秦州。他认为俞龙珂是青唐地区最大的蕃部首领,渭源羌人和西夏人都想羁縻控制他,于是商议先对俞龙珂进行招讨。王韶因此巡视边境,只带数名骑兵径直抵达俞龙珂的营帐,向他晓谕成败利害,并留在营中过夜。第二天清晨,羌、蕃两部族都派其首领随王韶东行归附宋朝,俞龙珂率领他的部属十二万口内附归顺。俞龙珂入朝,被任命为西头供奉官。他说:“我平生听说包中丞(包拯)是朝廷忠臣,请求赐我姓包氏。”宋神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赐其姓名为包顺,其部族也全部赐姓包。


此役,宋军收复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余万帐,吐蕃腹地熙河、青唐尽入宋手,产良马之地亦尽归朝廷。神宗改镇洮军为熙州,设置熙河路,下辖熙、河、洮、岷四州及通远军,以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其时河、洮、岷三州尚未尽为宋有,神宗以手诏令王韶加紧经营,特许“所议不须申覆及上奏,亦不必过为详谨防事”——可谓全权托付、信任有加。

新降的包顺遂引王韶深入诸蕃部,宋军由此建立起一条进攻西夏的侧翼战线。熙河开边,至此初成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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