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篇的圣旨是皇权最高象征，无论奖惩生死，接旨之人皆需跪拜领受。历代设置多重防伪手段层层设防，却依旧出现伪造、矫诏事件，根源不在于工艺，而在皇权体系自带的逻辑缺陷。
秦汉依靠严苛律法与专属物料双重防护。律法规定伪造、篡改圣旨视情节处以斩首、腰斩重刑；皇帝六方玉玺各司其职，分封、调兵、外交、祭祀各有专用，外人难以分清用途仿制。文书依靠封泥核验，汉代专属武都紫泥掺入金属矿物，色彩特殊且产地垄断，拆封便无法复原。
明清将织锦防伪工艺推向顶峰。明代圣旨织有暗纹双龙祥云，采用皇家独有提花工艺，无刺绣凸起，民间工匠与织机无法复刻。清代更按官阶区分锦缎品级，五品以下纯白织锦，高阶官员使用三色、五色、七色锦料，专用染料仅限宫廷，仿制门槛极高。
精密防伪依旧存在两处致命缺口。一是紧急情形下的矫诏，西汉陈汤驻守西域，来不及上报便假传圣旨出兵击溃匈奴，事后皇帝惜功从轻处置；二是钻制度空子蓄意造假，元末范孟制作假圣旨冒充钦差，诛杀河南一众军政大员，最终因酒后泄密败露。
圣旨至高无上的权威，让官员不敢质疑核验真伪，再完备的物料、印章、织锦防伪，都抵不过人心与制度漏洞。依靠工艺搭建的防伪壁垒，终究无法约束权力催生的投机与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