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

1995年的铜锣湾白沙道，有人认出街边摆摊卖手袋的老妇人是朱玫。很多人已经很难把眼前这个头发花白、风吹日晒的女人，和当年《明报》的创刊老板娘联系在一起。消息传到金庸耳中，他愣了半晌，只说“不至于吧”。可朱玫走到这一步，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二十多年前，她曾是香港新闻圈里小有名气的记者，英文流利，文笔利落，家境也不错。那时的查良镛还只是报馆里的普通编辑，薪水不高，名气也不大。外人并不看好这段婚姻，可朱玫偏偏认定了他。婚后不久，她辞掉稳定工作，陪丈夫一头扎进《明报》的创业里。

最初的《明报》挤在狭小公寓里，人少，钱更少。朱玫白天跑新闻、拉广告，晚上校对稿件、清点发行。为了付印刷费和工资，她把陪嫁首饰一件件变卖。她舍不得坐电车，常常从家里走到报馆，还给员工带热饭。

怀着孩子时，她也照样盯报摊、守印刷，遇到突发状况，能熬一整夜。老报馆的人后来都说，没有朱玫，《明报》未必撑得过最艰难的开头。

日子熬出来了，《明报》从小报变成香港主流大报，金庸的武侠小说也火遍华人圈。可富贵来了，夫妻之间的话却越来越少。朱玫性子刚烈，说话直接；金庸成名后应酬增多，越来越受不了家里的冷硬气氛。两人常常冷战，甚至同住一处也分房而居。

后来，金庸频繁出入酒吧和酒廊，认识了年轻的林乐怡。她是他的书迷，带着崇拜和温柔，和朱玫的强势干练完全不同。两人越走越近，婚外情也渐渐藏不住。朱玫察觉后，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沉默地收集证据，整理财产。

1976年夏天，金庸提出离婚，她答应了，但也开出条件：属于她和孩子的权益要清楚分割，林乐怡必须签下终身不能生育的协议。她的理由很直白，四个孩子是她最后的底线。

金庸急着脱身，很快签了协议。他以为这段旧婚姻到此结束，却没想到，三个月后传来长子查传侠在美国宿舍自缢的消息。

查传侠只有19岁，从小聪慧，却敏感内向。父母闹离婚期间，他曾多次打越洋电话劝父亲，最后一次通话里，还带着哭腔问过“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金庸当时忙着赶稿，只匆匆说了句改天再聊。那一挂，竟成了永别。

儿子的死，让金庸大病一场，也让朱玫彻底断了对查家的念想。她拒绝过多牵扯，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后来她投资失利，卖掉别墅，日子越过越拮据，最终在铜锣湾街边摆摊卖手袋。有人劝她向金庸求助，她只是摇头，说这辈子不想再和查家有牵扯。

1998年11月，朱玫因肺病在律敦治医院离世，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她留下话，拒绝查姓人士出席葬礼。金庸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只托人送去花圈，又在书房里沉默很久。

此后多年，林乐怡一直照料金庸的生活，两人相伴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孩子。晚年的金庸开始研读佛经，也曾说过，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朱玫。

只是人到暮年才说出的亏欠，终究太迟。创业时的患难、婚变后的决绝、长子的离世、朱玫晚年的孤清，都成了再也无法补回的裂痕。江湖故事里常有恩怨了结，可现实中的旧账，往往到最后也没人真正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