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毅说，1976年我出生在上海市黄浦区。父亲是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人，母亲在棉纺厂上班。我们一家五口，我、爸妈、外公外婆，挤在弄堂里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到我大学毕业。上海弄堂的房子你知道的，夏天闷得像蒸笼，上个厕所都费事。可那时候也不觉得苦，弄堂就是我的整个世界，石板路上疯跑，邻里间串门，整天都热热闹闹的。

陆毅这话说得轻巧，二十平米塞五口人，日子哪有那么轻松。他爸在上海柴油机厂，妈在棉纺厂，双职工家庭听着体面，可要撑起五张嘴，每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八十年代的上海，像他家这种情况一抓一大把。数据摆在那儿呢，1980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就4.3平方米，陆毅家五口人拢共二十来平米，算下来人均才刚过四平米，连当年的“困难户”标准——人均四平方米以下都够格了。不苦？那是跟周围人比没觉得自个儿特殊罢了。

弄堂里长大的孩子都懂，那日子是活活挤出来的。邻居张家阿姨炒个青菜，李家爷叔炖个红烧肉，整条弄堂都闻得见味儿。谁家大人加班，孩子就去隔壁蹭饭，从不见外。陆毅说自己一下课先做功课再下楼疯跑，邻居记着他是好孩子。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天生就学会了见机行事——空间太小，由着你胡来的余地都没有。弄堂不光是住的地方，它是一整套规矩和人情，刻进骨子里的。

也别光顾着怀旧，那日子真有那么美？陆毅家连独立厨房都没有，做饭得到楼梯口，中学了家里还没空调，夏天全靠敞着门窗硬扛。多少人家一个灶台摆在过道里，早上倒马桶的队伍排出老长。隆昌公寓那一片，家家在走廊上加盖厨房和洗手池，电线满天飞，衣服横七竖八地晾着。这叫浪漫？这叫硬捱。可就像陆毅说的，大家一块儿捱着，倒也没觉得自个儿多惨。

现在好了，陆毅大学一毕业就给父母买了二室一厅的新房。后来跟鲍蕾一块儿跟着任泉、李冰冰在上海倒腾房子，赚了不少。你看有意思不，当年一家五口挤一张床板的弄堂娃娃，后来靠房子翻了身。可房子大了，人心也远了。像陆毅这样混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弄堂原住民呢？杨浦区顺成里2019年动迁，老邻居各奔东西，组织聚会的杨建良说自己变得“孤言寡语”了。住进新公房，下楼倒垃圾都得换身正经衣裳，穿个睡衣出门都不好意思了。

说到底，陆毅那段弄堂岁月是这个城市最真实的表情。现在黄浦区百条弄堂还在搞运动会，“九子”游戏照样打得热火朝天，政府也从“拆改留”变成了“留改拆”的路子。可里头住的早不是原来那拨人了，老弄堂真正想留的人留不下，能留下的都是租客。房子在，人情味儿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回来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