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但凡每次都跟着李世民御驾亲征，只管赏罚，不管指挥，李世民都做不了大！

武德四年五月，虎牢关下。李世民押着窦建德，绕到洛阳城外。城头上的王世充看了一眼，直接开门投降。一仗，两个皇帝。

消息传到长安，李渊高兴得当晚就喝多了，亲笔写诏书，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可以自置官属。

写完了，他大概没意识到，自己亲手把刀柄递了出去。

这事儿后来很多人复盘。如果当时李渊跟着去呢?不指挥，不下场，就站在中军大帐里，谁立功他给谁奖。回长安的庆功宴上，坐在主位上的是他，接受百官朝拜的是他，史书第一个写名字的也是他。

李世民再能打，也只是"陛下麾下秦王"。

问题是，李渊没去。一次没去。不是去不了。这个人六十二岁了，可身板硬朗着呢。当年太原起兵，从晋阳一路打到长安，几千里地，大军过河，渡黄河，翻吕梁山，他都亲自带着。

霍邑那一仗，隋将宋老生堵在城下，大雨连下十几天，粮草接不上，谋士都劝退兵，他咬牙留下，亲自督战，一战拿下。

那时候他五十三岁，在马上待一天没事。

所以不是不能，是不愿。李渊的算盘打得太精了。打天下这种事，皇帝亲自上，赢了是本分，输了是大祸。他做过隋朝的太原留守，见过杨广御驾亲征高句丽是什么下场，三次出征，把好端端一个隋朝打散架了。他不想做第二个杨广。

更要命的是，他得守着长安。

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关中的盘子不算稳。北边突厥年年压境，西边薛举父子虎视眈眈，南边萧铣据有荆襄，东边王世充窦建德两强并立。

长安一旦空，任何一路打过来，都是灭顶之灾。皇帝必须坐镇中枢，这是规矩。

道理都对。可代价也大。代价是什么?是从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这四年，李世民几乎独自完成了大唐的所有硬仗。

陇右薛仁果，代北刘武周，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

这四个对手，任意一个，都是能跟李渊平起平坐的人物。薛举称帝在前，刘武周称汗在前，王世充窦建德都是各自地盘上的皇帝。

李世民一个一个把他们干掉了。

每一仗,都是李世民亲自统兵。每一次凯旋，都是李世民被欢呼。每一批降将，都是李世民亲手收编。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屈突通、李勣，这些后来贞观朝顶天立地的人物，见的第一个唐朝主帅，都是秦王。

李渊在长安干嘛呢?批奏折。看捷报。下封赏。

你说这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军中的事儿，你不在现场，就永远不知道分量。打仗那种场面，血腥气混着马尿味，主帅一句话，几万人冲上去送命。

活下来的人，从此认这个主帅，认到骨头里。

这种东西不是诏书能给的，也不是封赏能买的，是一刀一枪一起淌过血的兄弟情。李渊在长安看到的是数字。三千首级，两万降卒，八州归附。

他看不到李世民在浅水原大败后是怎么哭着回长安的，看不到刘文静和他怎么在帐子里红着眼睛对骂，看不到尉迟敬德是怎么单骑救主把李世民从王世充阵中拽出来的。

这些细节，只有去过的人才有。

所以问题来了。打天下打了四年，李世民手底下攒下了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天策府，自置官属，有自己的文官，自己的武将，自己的谋士。

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些人只认秦王，不认皇帝。一个王府，实际上已经是半个朝廷。

李渊后来反应过来了。武德六年开始，他让太子李建成出征刘黑闼，想给大儿子也攒点军功。可晚了。李建成赢了刘黑闼，可河北那帮人，心里头还是秦王的。

为啥?因为窦建德是李世民抓的，刘黑闼是窦建德的旧部，这笔账早就记在秦王头上了。

帐子里的事，帐外人怎么改也改不了。

到武德九年，玄武门。尉迟敬德带着甲士冲进太极宫，逼着李渊下诏，把军政大权交给李世民。李渊看着这个一身血污的将军，大概在那一瞬间想明白了，这个尉迟敬德，是李世民在介休那一仗收的降将，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宫里的卫士也指挥不动。因为那帮人，平时听的是常何的话，常何听谁的?

这就是不亲征的代价。

回头再说题目里那个假设。如果李渊每次都跟着，只管赏罚，不管指挥，这事儿听着简单，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皇帝在军中，哪儿有不指挥的道理?

他不开口，将军们不敢拿大主意；他一开口，前线主帅就成了摆设。要么君臣翻脸，要么坐失战机。隋炀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而且，只管赏罚，赏给谁?罚谁?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权力。

仗是李世民打的，功也是李世民的部下立的，皇帝赏，赏的还是李世民的人。情分，还是落在秦王头上。

参考资料
[1]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中华书局,关于太原起兵主谋及《高祖实录》篡改问题的研究。
[2] 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成书于义宁、武德间(617—618年),早于贞观朝史官改修国史,为研究李渊决策角色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