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突然问叶剑英一句话：你想不想光荣地回到家乡去呀？
1949年7月的傍晚，北平西长安街云影低垂，临时搭起的市政动员台下人头攒动。驱赶蚊蝇的蒲扇声里，叶剑英把卷起的袖口放下，目光掠过广场一角那堆足有小山高的废纸与砖瓦——开国典礼定址的最后一关，竟是这座城市多年来积压的垃圾。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鼓乐相迎，一场事关面子的“战役”就此打响。
短短十来天，数万名工人、学生、志愿军战士连夜翻找、分类、清运，连城楼檐角的灰鸽粪都被一点点刮净。有人抱怨“比打仗还累”，有人打趣：“世界上没有胜利可捡，连扫地都得自己动手。”干净整肃的不止是街道，更是新政权向全国展示的第一张名片。北平的焕然一新，为叶剑英赢得了北平市民一句“这位市长办事有章法”。

可没等他在这座古城坐热椅子，中南海里递来了一纸调令：南方局势骤急，华南分局缺一位能镇得住场子的人。广东不仅是南大门，更毗邻港澳，海上暗流与山中土匪交织，解放军主力挥师西南之后，那里需要一只稳得住局面的“多面手”。叶剑英没有推辞，8月9日清晨，他只带几本作战地图和开国大典草案副本，跳上南下的列车。汽笛拉长的那一声，把北平留在了身后。

行至赣州，针对广东的作战会议在一座祠堂里开到深夜。陈赓、邓华把敌情一摞摞摊在桌上：骤退的国民党部队炸毁桥梁、焚毁仓库，把“敌后游击”布置成蛛网；粤北深山里聚着十几万土匪，海面上又有走私船和间谍小艇穿梭。大家讨论了半天，目光还是落到叶剑英身上。有人小声嘀咕：“这摊子事，怕是比清理广场更棘手。”他只回了一句，“先把线理顺，再一个结一个结去解。”
10月14日，广州城头红旗初上。可士兵刚踏进城门，街口就传来枪声。各色“自卫队”“保安团”贴着“反共救国”旗号横行，警备司令部连夜统计，光公开持枪的大小武装就有三十余股。叶剑英判断：“树上果子要分青枣红枣，摘不掉的只好打。”于是，一封“恳谈会”请柬以极其客气的口吻送到各路头目手中。21日晚，灯火通明的中山纪念堂里，五十多名大佬衣冠楚楚入座，酒还没热，解放军小分队已悄然封锁出口。短促的口令声起，厅内枪械堆成小山；当夜，城中同时展开百余起搜捕。第二天清晨，报童高喊“非法武装自行缴械”，市民放下心来，关了多日的店铺重新开门。

高压之外，还有笼络。面对粤北丛林里的悍匪，单靠军队“捉迷藏”效率太低。叶剑英转开“招安”这一扇门，想起旧识莫雄。这位曾在国民党军中任军长的广东人，早年暗中递过情报，如今却被怀疑“身不纯”。华中局里意见不一，有人担心引狼入室。叶剑英拍板：“用，不等于信任，关键在掌握。”莫雄受命主持北江治安委员会，带着旧部进山喊话，三周劝下千余名散匪。枪口调转，仗少打了，铁路抢修得以加速推进。
说到铁路，广东当时真正的动脉是粤汉和湘桂两线。国民党败退前炸断了二百五十余座桥梁，连轨枕都被燃掉。没有这两条大动脉，东北的钢轨、华北的粮食都难以南运，解放军在西南战场的进度也会被拖慢。抢修队拉着打铁炉子沿线移动，白天填路基，夜里烧铆钉，一边修一边打匪。12月29日清晨，最后一节钢轨落位，汽笛声划破岭南寒雾，火车头挂着红绸驶过北江大桥，留下长长白汽。报纸只写了三行字：“粤汉铁路全线贯通。”

同日的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整理剿匪战果：枪三万余支，人犯八千余名，缴获电台三十二部。叶剑英看过数字，提笔批注：“秩序初定，勿忘港澳暗潮。”文件夹合上，他起身走出夕阳映照的走廊。身后墙上挂着那张北平广场清洁后的照片，砖面透亮，旗杆挺直。北方的风沙已远，南中国的海风里，一支新生的地方政权正在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