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金庸接了个电话，听筒那头说，他19岁的长子，在美国自缢了。
电话挂断，屋里死一样地静。
遗书上只有一句话：“人生太苦，父母尚且如此，世间何来真情？”
就在不久前，他刚跟妻子朱玫摊牌，为了一个比他小36岁的酒吧侍女。
朱玫没哭，也没摔东西，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然后指着那个16岁的女孩，一字一句地说：“可以，我离婚，但她必须去做绝育手术。”
这话像一把冰锥。
金庸答应了。那个叫林乐怡的女孩，也答应了。
她用一辈子的生育权，换来了一张结婚证书。
没人知道，朱玫为什么提这个条件。她要的不是报复，是保住血脉的江山。她知道金庸的钱，迟早是孩子的。只要林乐怡生不出，她生的那几个，就永远是《明报》的主人。
这江山，是她拿命换来的。
当年金庸还是个穷编辑，是她这个港大高材生，陪着他在油墨味呛人的出租屋里办报纸。是她，变卖自己的嫁妆首饰，给员工发工资。是她，白天扛着相机跑新闻，晚上回家带四个孩子。
可报纸火了，钱有了，金庸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他嫌她强势，嫌她脾气不好，嫌家里只有吵架声。
他宁愿一个人坐在酒吧角落，灌一肚子冰啤酒，像个被生活打趴下的中年男人。
直到那个16岁的林乐怡，端来一盘热乎乎的火腿扒，轻轻放在他面前：“先生，光喝酒伤胃。”
一个给面包，一个给爱情。他选了后者。
他给林乐怡租跑马地的房子，送她去澳洲留学，像养一只金丝雀，偷偷养了十年。
东窗事发后，他风光迎娶新人。
而朱玫，拒绝了他所有的钱，一个人在街边摆摊。几年后，63岁的她死在医院，肺结核，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签字领遗体的，是医院的员工。
金庸晚年总说，我对不起朱玫。
可他又说：“让我一辈子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
他笔下的段正淳处处留情，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原来都不是空穴来风。
他写尽了郭靖为国为民，写尽了杨过痴等十六年。
可他自己，却活成了笔下最不堪的那个样子，护不住妻子，对不起情人，更是亲手把儿子推向了绝路。
说到底，武侠世界里的“求不得”都是假的，现实里的“不值得”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