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贤是否真的要降清？

1865年5月漳州城破后，李世贤率残部经南靖、平和一路西撤，行至闽粤交界的永定塔下时遭清军康国器部截击，数万部众或死或降，主力彻底溃散，他本人在混战中连人带马坠入河中受伤。

仗着水性泅水逃出生天，随后割去须发改换装束，伪装成逃难百姓，昼伏夜行穿行于闽粤边境的深山密林之中，靠野果山泉果腹，沿途躲过清军多道关卡与地方团练的盘查，辗转失联两个多月。

最终于当年8月孤身带着十余名贴身随从抵达广东镇平，投奔驻扎在此的康王汪海洋所部。

《天国志》相关原文记载为：“侍王旧部闻侍王至，皆来谒，泣诉康王之非，侍王颇不悦，康王闻之，不自安，初九日，伺侍王熟睡，遣人刺杀之，并杀王宗、天将、朝将五人，传首各营，曰‘李王已降清矣，此来欲为内应，取尔等死命耳，我故杀之’”。

可见该书本身是将“李世贤降清为内应”作为汪海洋刺杀李世贤后对外公布的罪名加以记录，并未直接采信李世贤通清的史实。

这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等主流正史“汪海洋因争权猜忌、擅杀李世贤后罗织罪名”的通说大体一致，

而“李世贤兵败后暗中联络清军、约定里应外合吃掉汪海洋所部、密信被汪海洋截获才遭诛杀”的说法，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也并非完全凭空杜撰。

其逻辑合理性还是有的，李世贤后期对洪氏政权的疏离态度高度契合，李世贤对洪秀全及洪氏亲贵的不屑与抵触由来已久，天京围城期间洪秀全三次下旨催他带兵勤王，他都置若罔闻，唯有堂兄李秀成亲自写信相请，才率七万兵马回师雨花台。

他素来反感洪秀全深居宫中滥封亲贵、胡乱指挥，认为正是洪氏一族的昏庸才导致天国战局步步崩坏，甚至曾试图阻拦李秀成回天京赴险，劝兄长放弃天京另辟根据地，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遇害后。

李世贤对洪氏政彻底心灰意冷，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至江西、洪仁玕派人下旨命他在抚州接驾护驾，他非但没有出兵接应，反而率全军南下福建、广东，刻意甩开洪天贵福一行，直接导致幼天王最终在石城杨家牌被俘凌迟。

本质上早已将麾下兵马视为独立的军事集团，而非天京能调动的臣属了，对他而言，太平天国的法统与洪氏的君权早已失去约束力，从当时的战场绝境来看，永定大败后李世贤的主力部队溃散殆尽，他孤身投奔汪海洋本就寄人篱下。

并且他还剃了发，这点很重要啊，且此前汪海洋已擅杀他的亲信族叔李元茂、吞并其旧部，他在汪海洋军中既无实权又有旧怨，若说他为求自保、甚至以汪海洋所部为投名状暗中接洽清军，完全符合乱世中军阀务实求生的行为逻辑。

但就现存史料而言，从未有清军方面的奏报、降人供词或第三方记载能证实密信的存在，汪海洋所谓“密信被截”的说法始终只有他自己的单方面宣称，更大的概率是他为了铲除李世贤这个能威胁自己统帅地位的隐患、让诛杀行为合法化而刻意罗织的罪名。

毕竟李世贤的资历、威望都远在汪海洋之上，他一到军中就有大量旧部投奔哭诉，直接动摇了汪海洋在镇平全军的绝对权威，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贤、再扣上降清的帽子，是既能夺权又能堵住众将之口的最优解，而李世贤素来对洪氏政权离心离德的暧昧态度，又让这个罪名显得格外有说服力，才会在后世衍生出“暗通清军、密信被截”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