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比利时一场国际博览会上，一幅中国画拿了金奖。画的是圣母抱着圣婴，但圣母穿着汉服，圣婴裹着襁褓，背景是中式庭院。评委们没看懂落款上的中文名字，但一致觉得这画很特别。作者叫陈缘督，当时26岁，是个地道的北京画坛后生。

这事儿得从三年前说起。1925年，一个叫刚恒毅的意大利总主教跑到北京，到处逛画展。他不是来买画的，是想找个中国人，用中国笔画圣经故事。那时候基督教在国内被很多人骂“洋教”，跟帝国主义绑在一起。刚恒毅觉得，要想让人接受，得先让神看起来像自己人。

他在一次画展上撞见了陈缘督的作品，觉得这人行，就拉着人家聊。陈缘督一开始没当回事，他一辈子学的都是唐宋元明的路子，画耶稣？开什么玩笑。但刚恒毅不死心，隔三差五找他，送意大利的宗教画册给他看，给他讲圣经故事。

七年后的1932年，陈缘督受洗入教了。他给自己取了个圣名叫“路加”——就是写福音书的那位。他后来跟朋友说，不是因为信了才想画，是因为画着画着，觉得这事儿有搞头。他拉上自己在辅仁大学教过的几个学生，陆鸿年、王肃达、徐济华，组了个小团体。那时候辅仁大学刚成立美术系没几年，这几个人白天上课，晚上凑在一起琢磨怎么把耶稣塞进中国山水里。

陆鸿年是江苏太仓人，小时候在北京长大。他后来跟人讲过一件事：欧洲的亲戚寄来过圣诞明信片，上头画着耶稣给一群金发小孩摸头祝福。他问他妈，为什么没有中国小孩？他妈说，那是人家欧洲人画的。陆鸿年当时才七八岁，说了句：那我以后画一张有中国小孩的。

1935年秋天，上海开了一场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陈缘督带着学生们的作品赶过去，租了个展厅往里挂。王肃达那幅《耶稣受难图》一挂出来，围过来的人最多。画里头，十字架立在一片青绿山水中间，跟古画里的仙山似的。十字架底下站着几个穿铠甲的武将，那铠甲画得跟庙里头门神一个样，圆睁着眼，胡子翘着。十字架顶头写了一行拉丁文缩写INRI，旁边用中文小字写着“拿撒勒人耶稣”。有个来看展的老先生凑近了瞅半天，回头跟旁边人说：这洋菩萨长得跟咱们关公似的。

陈缘督那幅《最后的晚餐》更绝。长条桌上摆的不是面包和酒杯，是粗瓷碗和竹筷子，中间还搁了俩馒头。十二门徒全穿着交领宽袖的青布袍子，跟明朝文人聚会一个打扮。背后是个圆形的洞窗，窗外画了几竿竹子，窗棂上糊着纸灯笼，灯笼上头写着个小字“福”。有个来参观的神父站在画前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这哪是最后的晚餐，这是最后的年夜饭。

这批画在上海展完，又在国内转了几圈，反响平平。教会里头的人觉得太像文人画，没了宗教的庄重劲儿。普通老百姓看个新鲜，看完就走了，没人买，也没多少人真当回事。

但奇怪的是，这批画在国外火了。1938年，他们的画集《中国公教美术》出了德文版，在莱比锡印的。第二年又出了英文版和法文版。欧洲人没见过这种，耶稣长着东方人脸，穿着交领袍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背景还是中国山水。比利时那场博览会给了陈缘督金奖，梵蒂冈博物馆一口气买了他好几张画，东京博物馆也找上门来收王肃达的作品。

陆鸿年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过当时的心态。他说他们几个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什么教义，就是觉得，凭什么耶稣非得是蓝眼睛高鼻梁？中国画了几千年的画，什么画不了？

1994年，陆鸿年去世。他的画散落在各处，有些在梵蒂冈，有些在日本，有些藏在国内博物馆的库房里没人翻。直到2019年，故宫博物院和梵蒂冈博物馆搞了一次联展，叫“传心之美”，把这些画重新挂了出来。

有个年轻人在展厅里拍了一张《最后的晚餐》，发到网上，配了一行字：民国画师整大活了，耶稣穿汉服吃馒头。那条帖子底下有人说：这要是让达芬奇看见，估计得愣三秒。还有人说了句更狠的：陈缘督要是活到今天，绝对是国风插画的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