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9年，解放军一名走失的战士正在越南的农田里挖红薯，突然迎面冲过来七八名越军，却并没有人向他开枪，这是为何？

79年战士越南农田挖红薯，七八个越军围上来竟没开枪！他仅用一招反杀4人，更带6名战友从百余越军包围圈全员归国。

1979年2月21日，越南高平地区一片寂静的清晨，一名浑身沾满泥浆、军装破烂不堪的解放军战士，正跪在一片红薯地里，用双手疯狂地刨挖着泥土。

他已经五天没有吃过一口正经粮食，饥饿让他的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 当他终于挖出一块沾着泥土的红薯，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时，身后突然传来枯枝被踩断的“咔嚓”声。

他猛地回头，七八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晨雾中距离他不到十米。

这名战士叫陈书利，41军121师361团8连的班长。此时他脸上糊满了血痂和污垢，那身被泥水反复浸泡的军装，颜色已经变得和当地老百姓的土布衣裳相差无几。

看着他满手泥巴、狼吞虎咽啃生红薯的样子，那几个越军士兵没有立刻开枪。他们互相用越南语低声交谈，眼神里没有杀气，反而透着几分看到饥民的疑惑，甚至还有一丝怜悯。

领头的那个士兵喉结动了动，盯着他手里那块泥红薯看了几秒，竟然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离开。

陈书利慢慢直起身，佯装出惶恐的样子，把手里的红薯往前递了递，做出一副讨好乞怜的模样。这个满身泥污、一心只想填饱肚子的形象，彻底打消了越军的敌意。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陈书利所在的121师肩负重任，要在高平地区执行大纵深穿插，切断敌人退路。

部队在大雾弥漫的原始丛林里急行军，复杂的地形加上越军频繁的袭扰，队伍被打散了。2月19日的一场遭遇战后，陈书利彻底失去了大部队的消息。

和他一样掉队的，还有六名来自不同连队的战士：副班长韦程儒、机枪手陈武贤、炮手胡清祥，以及挂了彩的黄志荣、熊武俊、马占社。

七个人，此前互不相识，聚在一起后清点家当，心里都凉了半截：总共只有一支冲锋枪、两支步枪、九枚手榴弹和不到一千发子弹，七个人里还有三个是伤员。

身在异国深山，后面有追兵，前面是未知。大家推举职务最高的陈书利当临时指挥员，唯一的念头就是：往北走，祖国在北方。

2月20日，这支临时小队在寻找出路时被越军发现。他们被迫退进公路边一间废弃的农舍，屋里堆满了成袋的化肥。追兵是一个加强连，近百人。绝境之中，陈书利决定不跑了，就在这儿打。

他们把沉重的化肥袋垒成环形工事，没想到这些受潮结块的硝酸铵袋子硬度极高，子弹打上去只留下浅坑，成了绝佳的掩体。七个人守着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破屋，硬是要和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

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越军起初以为只是散兵游勇，发起试探性进攻。等敌人进入到五十米内，陈书利一声令下，七支枪同时开火，冲在最前面的十几个敌人瞬间倒下。

敌人被打蒙了，退下去后恼羞成怒，火箭弹轰碎了木门，迫击炮弹在屋顶炸开，化肥粉尘混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

伤员胡清祥头上被弹片划开一道大口子，血顺着脸颊往下淌，简单包扎后继续压子弹。

弹药越来越少，有人攥紧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被陈书利死死按住。他说要死也得换够本，只要还有子弹，就不能放弃。

五个小时，他们打退了越军十次冲锋。事后统计，这间小屋里他们毙伤越军三十余人。但工事快塌了，子弹也见底。

夜幕降临，陈书利知道不能再守。他安排韦程儒带着伤员往另一个方向悄悄撤离，自己则故意弄出动静，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分手时他只留下一句话：找到大部队，就说361团还有人在战斗。

接下来的几天，陈书利独自一人在丛林里挣扎。鞋子磨烂了，脚底板被荆棘碎石割得血肉模糊，伤口在潮湿闷热的环境里溃烂化脓。

没吃的，就挖野菜、嚼草根、剥树皮；没喝的，就捧一口山涧里的浑水。

极度的疲惫和饥饿不断侵蚀着意志，但他怀里始终揣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七个人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想，万一自己倒下，这纸片能让祖国知道他们是谁。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2月21日清晨，才有了红薯地里那惊险的一幕。骗过越军后，他继续向北跋涉。

又熬过几天非人的日子，2月24日前后，他隐约听到了熟悉的炮声，抬头看见山顶上飘扬着红旗——那是咱们的阵地。

当哨兵发现这个衣衫褴褛、形同野人却依然紧握钢枪的战士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分散突围的其他六名战友，也凭着那股“向北走”的执念，陆续穿越封锁线，全部归队。七个人，无一阵亡，无一被俘。

战后统计，这支临时小队累计毙伤越军至少三十六人，陈书利一人歼敌超过十五人。中央军委授予陈书利、陈武贤“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其余战友也分别荣立一、二、三等功。

他们的故事被编成报告文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了连环画《威震峡谷七勇士》，印了两百多万册，成了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