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17日，彭德怀司令员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这场战役的规模远超之前五次战役，一线部署兵力多达八个军，然而，一封从开城发来的绝密电报，让我军果断叫停了筹备已久的第六次战役。

1952年5月，彭德怀司令员奉命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将军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而签发第六次战役预备命令的8月17日，恰好是邓华将军42岁的生日。

早在八个月前，朝鲜开城停战谈判正式启动之时，第六次战役的备战工作便已秘密展开。每到夜晚，志愿军官兵便从纵横交错、宛如迷宫的坑道工事之中走出，开展隐蔽备战、侦察敌情、修整工事等各项战前工作。

1952年8月17日，彭德怀司令员正式签发第六次战役预备命令，全军备战工作全面提速。这场战役规模空前，一线部署八个军的主力部队，另遣2600余名敌后作战兵力配合作战，三座新建机场即将投入使用，充足的粮弹物资全部就位，万事俱备，只待总攻号令。

可筹备就绪后，总攻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正是那封来自开城的绝密电报，最终促使我军断然停止第六次战役。电报结合美韩军队的布防实情，精准研判战场态势，系统剖析了此次战役发起后的三种作战前景，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电报原文明确指出：当前敌军已构建起纵深广阔、工事坚固的现代化立体防御体系，战力不容小觑。以我军现有兵力、装备发起强攻，只会出现三种结果：其一，突破敌军防线，局部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其二，突破防线、击溃敌军主力，但难以实现全歼；其三，攻坚受阻、无法破阵，最终被迫撤出战斗。

无论出现何种局面，我军都会付出巨大伤亡与物资损耗，第三种失利局面更是对我军极为不利。反之，若敌军主动脱离工事、大举进犯，我军依托现有阵地和战力，完全可以击退敌军、局部歼敌，作战代价也会大幅降低。

这份极具战略远见的绝密电报，末尾署名正是“邓华、解方”。

彼时，解方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他与邓华一同作为我方志愿军代表，常驻开城负责停战谈判工作。

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员，邓华向军委、总部提出作战调整建议早已不是首次。但在一场经毛主席批准、由彭老总亲自统筹策划的大型战役即将发起之际，从根本上否定既定战役方案，对他而言前所未有。

因此，当邓华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心中始终沉甸甸、压力巨大。令他意外的是，毛泽东主席高度认可这份审慎务实的建议，随即回电彭德怀司令员：“对9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抓紧准备而不发动。”

彭德怀司令员十分欣慰邓华能在关键节点敢于直言、提出独到见解，此后多次评价：邓华作战勇敢、心思缜密，善于谋划、屡出良策，是难得的得力助手。

诸多军事专家复盘此战史后一致认为：第六次战役的紧急叫停，是志愿军对美韩作战指导思想的关键性战略转折。倘若贸然发起战役，我军极大概率重蹈第五次战役的覆辙，陷入更大的战场被动，造成不必要的重大伤亡。

第五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极大的一场战役，受限于薄弱的后勤补给体系，部队推进至汉城北郊后，战力已然透支、攻势枯竭，只能被迫全线回撤。
最终，27军、12军部队浴血奋战、成功突围，但180师遭遇重大损失，全师伤亡、失踪、被俘超7000人，其中被俘官兵超5000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极为惨痛的一次失利。

第五次战役的深刻教训充分证明：受限于当时我军落后的武器装备、薄弱的后勤保障，短期内想要大规模围歼敌军、一举将敌军逐出朝鲜半岛的速胜思想，并不贴合战场实际、违背战争规律。

而彼时志愿军实际占据的阵地范围，已基本达成出国作战的战略初衷。坚守现有阵地、稳固战线、以守待变，才是契合全局、稳妥务实的最优战局走向。

此次停役建议，彻底扭转了志愿军的传统作战思路与高层战略部署。志愿军彻底摒弃固有运动战打法，果断完成从运动进攻战为主，向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转型，开启了我军战史上罕见的长期阵地坚守作战模式。

此后，邓华再度向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建言，提出依托坚固坑道阵地，开展小规模、常态化战术性反击作战的思路。这一创新战法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被形象概括为“零敲牛皮糖”战术。

在长期阵地作战阶段，我军累计歼敌76万余人，战绩是此前运动战时期的三倍有余，自身伤亡损耗却大幅降低，以最小代价牢牢掌控战场主动权。

古语有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敢于对既定作战计划提出不同见解、立足全局优化战略部署，是邓华将军一贯的治军特色。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屡建奇功、胸怀全局的开国上将，此后遭遇不公对待。

1959年，一众曾与彭德怀元帅共事、交好的将帅纷纷遭受牵连，邓华被扣上“彭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的不实罪名。自此，新中国开国将帅中这颗璀璨耀眼的将星，骤然陨落，直至1980年正式平反。

1980年7月3日，邓华将军在上海病逝
92，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