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个美国宝洁公司的富三代，放着金山银山的家族生意不继承，掏钱给自己报了趟远门，独自漂洋过海来了中国。此后十五年，他三次自费到中国，不拍皇宫贵族，不猎奇三寸金莲，却钻进北京的胡同、走到杭州的运河边、深入四川的穷乡僻壤，把镜头对准了街头的木匠、种地的老农、卖大碗茶的小贩和窝棚里的难民。
 
五十年后，这5000多张底片被他的后代遗忘在阁楼的鞋盒里。直到1984年，女儿擦掉鞋盒上的灰，全中国才发现百年前的老百姓长什么样，日子怎么过，全被这个洋人拍回来了。
 
这世上最难得的，不是锦上添花的高光时刻，而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俯下身子去记录别人的苦日子。
 
西德尼·戴维·甘博，1890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提起他的家族，几乎无人不知，他的爷爷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甘博，从小被送进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妥妥的钻石王老五。可这位公子哥偏偏对花花世界兴趣不大，一门心思钻进了社会学和摄影里。1908年，18岁的甘博跟着父母第一次来中国旅行。一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他就彻底被震撼了。
 
恢弘的宫殿、拥挤的码头、破败的胡同，还有那些在泥土里刨食的百姓，让这个美国少年心里翻江倒海。他用了一个极其浪漫又精准的词来形容第一次来华，“就像被一只东方的昆虫叮咬了一口”，那种感觉令他魂牵梦绕。
 
1917年，拿到了硕士学位的甘博没有回宝洁上班，而是做了一个让全家都看不懂的决定——自费跑到中国当义工。他先后三次旅居中国，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义务干事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研究干事。
 
在别人眼里，他是大企业家的孙子，本应该在华尔街西装革履数钞票。可甘博却穿着粗布衣服，坐在北京的人力车旁边，笨拙地用刚学会的中文和车夫聊天。他问车夫“家里几口人”“挣的钱够吃饭吗”，还会因为车夫苦笑说“挣的钱还没磨坏的鞋钱多”而心酸。
 
他不仅记录了详尽的调查数据，还用相机拍下了人力车夫的疲惫、街头小贩的吆喝和窝棚里难民的茫然。
 
与此同时，甘博还参与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与李景汉等人一起推动了“定县实验”，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调查报告《北京的社会调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被誉为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先河。
 
那个年代来中国的摄影师，大部分拍的是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要不就是盯着长辫子、小脚，怎么猎奇怎么拍。甘博却把镜头对准了那些“不值钱”的画面，码头上赤膊搬运木头的劳工、
杭州运河边装满大碗茶的大壶旁守着摊子的老汉、背着工具箱走街串巷的木匠、保定育婴堂里被遗弃的孤儿、农村集市上蹲着抽烟的老农。
 
摄影师傅拥军评价甘博的镜头有“社会雕塑”般的力量，他的社会学视角完全有别于同时代摄影师的猎奇视角。每一次按下快门，都不是走马观花的猎奇，而是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把镜头里的每一个中国人当成了需要被看见的同类。他拍的不是景，是人。而人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放下了傲慢，平视了苦难。
 
1932年，甘博带着沉甸甸的底片回到了美国。他出版了五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继续在西方传播关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1968年，甘博在纽约去世。关于中国的那些底片被堆积在阁楼里，落了半个世纪的灰。
 
直到1984年，甘博的长女凯瑟琳在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惊讶地发现投映在墙上的幻灯片竟然是她父亲的作品。散会后她冲到母亲家，在三楼壁橱里找到了几只檀木盒子和几个不起眼的鞋盒。
 
打开盒子，几百张手工上色的彩色幻灯片和近6000张黑白照片的底片安静地躺着，甘博甚至细心地为每一张都编了号，标注了地点、时间和内容。
 
1989年，这批照片在北美19个城市和中国内地13个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轰动。当这些跨越百年的面容齐刷刷出现在国人面前时，无数人热泪盈眶。那些残破的衣衫、麻木却又坚毅的眼神，将百年前动荡的、贫困的、却又充满韧劲的中国定格在了历史里。
 
摄影师傅拥军说甘博的艺术成就被严重低估了，他的镜头捕捉到了农民劳作、乡野场景、民间信仰、手工业者以及平民教育运动等多个层面，让今天的我们能够真实触摸到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今天我们拍国潮、拍时尚大片、拍那些经过精心修饰的精修图，可有多少人愿意低下头，去记录城市的边缘、记录工厂流水线旁的手、记录深夜街头的烧烤摊？
 
甘博在一百年前就干了这个活。他拍的不是盛世，是苍生。他留下的不是一座富可敌国的商业帝国，而是一段跨越百年的真实记忆。这正是“祛魅”，当年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时，总带着一种傲慢与偏见，而甘博的镜头却戳破了那道滤镜。他让我们知道，在被妖魔化和被低估的中国背后，站在泥地里讨生活的人，也值得被尊重。寻找时代笔杆子

参考资料：《甘博拍摄2000幅北京百年前照片 含五四运动》，中国新闻网，201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