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前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先杀死了睡觉的妻子，随后，拿刀自尽，没人知道，这个前国民党军官，临死前到底在想些什么。

几十年前，他是名震华北的“常胜将军”。保定军校毕业，阎锡山麾下从排长一路升到师长。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在平型关、忻口一带阻击日军，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那时候的他，是被写入战报的名字。1948年冬天，傅作义把这个福建同乡推到天津，让他做城防司令。

工事修了三个月，碉堡密密麻麻，陈长捷拍着胸脯说“万无一失”。解放军来了，三次写信劝他放下武器，他没理会。

不是不想和平，是他答应了傅作义，是傅作义在电话里反复叮嘱他“坚持就有办法”。他信了，信了那个在北平举棋不定的老上司。可是傅作义的“办法”没来。

1949年1月15日，地下指挥所被攻破，陈长捷被从地道里拖出来时，还想掏枪自尽，被解放军战士一把按住。他的佩枪被缴了，人没死成。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头几年，陈长捷心里憋着一口气。他把傅作义恨到骨子里——我在前方替你卖命，你在北平悄悄起义，让我当了替罪羊。

别的战犯在写检讨，他在骂傅作义；别人在学习改造，他在琢磨自己当年哪里判断失误。管教干部找他谈话，他板着脸不说话。这个心结在1959年解开了。

那一年，陈长捷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傅作义亲自到北京西单鸿宾楼请他吃饭。桌上的菜不多，都是老北平的家常味道。

傅作义先开口认了错：“天津那一仗的责任在我，是我让你死守，是我没能及时下定决心和平解放。让你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对不起你啊”。

陈长捷看着对面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上司，沉默了很久。他没有说出原谅两个字，但两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顿饭吃到最后，陈长捷还是硬邦邦地说了一句：“要是以前，你今天这顿饭请不动我”。

傅作义笑了，陈长捷也笑了。那天晚上，陈长捷回到住处，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我这一生，值了。”这三个字，从国民党将领嘴里说出来，比任何评语都重。

出狱后，他被安排到上海政协做文史专员，月薪一百多块，三居室，老伴在身边，儿子有工作。他埋头写回忆录，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

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到伏案疾书的老人，日子过得平淡，也算安稳。他偶尔会去老战友家串门，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起当年打仗的事，声音压得很低，偶尔发出一阵笑声。

有一回儿子问他，写这些有什么用？他说：“不写，以后就没人知道真相了”。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1966年后，他被拉去批斗、抄家、挂牌游街。他那些在抗日战场上打出来的赫赫战功，在那些疯狂的年代里，全被抹掉了。

有人说他罪大恶极，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台上冲他吐口水，有人在台下朝他扔石头。他曾经挺直的脊梁，被一点点压弯。

他对妻子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没怕过死，但我怕这样活着。”妻子没有回答，只是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那一握，是他晚年里最后一丝暖意。

1968年4月7日，陈长捷去了文具店买了一支新钢笔。回到家，把书桌上散落的稿件整理好，把一封未写完的信折好压在砚台底下。

然后，他走进卧室，拿起了刀。历史学家后来在档案里找到了陈长捷最后的记录。

那叠整整齐齐的稿纸上，是他给儿子写的最后几句话——没有交代后事，没有分配家产，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叮嘱：“勿以我为念，好好工作”。

他用的就是那天买的那支新钢笔，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在写公文。

197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陈长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可那张薄薄的平反通知书，他看不到了。有记者后来找到他的儿子，问他恨不恨。

儿子说：“我父亲是抗日英雄，这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记者又问，那你怎么看待他的死？儿子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他活着的时候太累了，让他休息吧”。



信息源：《盘点建国后被特赦的知名人物及去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