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潜去世后，他的女儿向周总理提出3个请求，周总理为什么只答应了2个请求？
1966年深秋，首都殡葬改革试点悄然启动，火化替代土葬的口号贴满了街头。许多老将领并不习惯，“人要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的迟疑与新政策之间的缝隙，就像时代更迭时常见的那道裂痕。两年后，已年逾八旬的程潜猝然跌倒，一场牵系多方的抉择随之展开。
1月的清晨，86岁的程潜在北屋拄着手杖转身时失了重心，重重摔倒。家人慌乱中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不到一小时，最权威的骨科专家就被送到病房，治疗用药没有“看价钱”这回事。周恩来交代得清楚：“生命为先，需什么就上报。”病榻边，老人以湖南口音轻声说了句，“不必兴师动众。”总理只是点点头，却每天派人询问，自己还抽空来探视。

4月9日夜，病情恶化，终成永诀。消息传出后，一桩最现实的难题摆在面前——遗体怎么安置？程潜曾口头表达想回乡土葬；可火化已列入国家推行的殡葬改革试点，八宝山的火炉象征着新时代的卫生观念与节地理念。家属更倾向于顺应国家政策。周恩来与程家在病房外低声交谈良久，最后达成共识：遵循改革方向，予以火葬，一座简朴的骨灰安置格在八宝山，既保有体面也不逾越政策。
火化次日，守灵室的氛围仍旧凝重。小女儿程熙神情憔悴，她把父亲留给主席的亲笔信交到总理手上，又提了三个请求：一是请总理代为呈递此信；二是想把偌大的旧宅换成面积小些、离单位近些的房子；三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与中国画有关的工作。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
“信，我马上转交；房子的事可以研究；工作嘛，要看本事。”总理的回答语调平静，却清晰划出原则。程熙点头应是：“请您放心，我会努力。”站在一旁的母亲郭翼青轻轻拉了拉女儿衣袖，示意她莫再多言。

不久，中央批复了对程氏寡母孤女每月百元的生活补贴，房屋也在年内调整妥当。工作一事却迟迟没有下文。有人悄悄劝程熙再去催，总理毕竟口头承诺过“帮助”，但她摇头谢绝，“父亲最怕我们仰人鼻息，我得凭自己的画笔吃饭。”她蹲在狭窄的新屋画花鸟，白天替邻居小孩补课，夜里伏案临摹宋画，贴满墙的宣纸上墨迹未干。
1971年夏天，故宫博物院需要补充文物装裱和书画修复人员。人事部门接到一封来自国务院办公厅的简短函件：推荐一名习国画者面试。程熙进入故宫工坊的那天，北京午后闷热，紫禁城的青砖红墙在阳光里泛着旧铜似的色泽。师傅递给她一张磨得发亮的竹尺：“先把这幅明代扇面补好试试。”她一个月里拆线、揭裱、托衬，手脚生疏得发抖，却没让任何人代劳。师傅评价：“底子不薄，吃得了苦。”自此，她留在了古书画修复室，三年后调入中央档案部门，重新执起画笔，也守护典籍。

纵观那段岁月，程家并非特例。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义将领家庭的安置，国家有一套缜密而克制的框架：生活必须有保障，但不走特权捷径；个人诉求可酌情照应，但离不开自食其力的原则。正因如此，周恩来才会在同意补贴、换房的同时，对“内定”工作保持慎重——既体现尊重，也避免开坏先例。
值得一提的是，火葬改革与个人遗愿的冲突，在当年并不罕见。北京首台燃油炉点火时，围观者中有人私语“祖坟不能烧”，亦有人说“旧俗总要改”。程潜的决定，既出于家属对国家意志的认同，也折射出他一生在时代潮流中反复抉择的性格：从黄埔军人到抗战名将，再到1949年公开起义，他始终把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好恶之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噩耗传来，程熙独坐宿舍，灯光下默默打开父亲那封信的底稿。薄薄几页，字迹遒劲：“愿后辈与新中国同进步，不负此生。”这种家国一体的情感，在战火中淬炼，在和平中沉淀，也在无声处塑造了一个家庭的轨迹。
后来，程家子女多半投身教育、医疗、文化领域，薪资普通，却从不缺席志愿捐款和支边支教报名。有人问他们为何甘愿如此平淡，答曰：“父亲一生转折都选择了大局，我们的日子，只消对得起他的选择。” 在那样的年代里，有人告别旧俗，有人坚守原则，更有人用一辈子的低调还历史一个体面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