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为何选择避战精锐？泗县战役22团苦战却难攻下2个团，是教训吗？
1946年仲夏的一个黄昏，淮北一处破旧祠堂内灯火摇曳，地图摊得满地，潮湿的空气把纸角都卷了起来；师部统计官一遍遍清点炮弹，数字始终停在三位数。那时候，解放军携带的步枪居多，迫击炮不足百门，想炸开一座完整城池，很难。正因如此，怎么用有限火力换取最大战果，成了摆在每个指挥员面前的头号难题。
朝阳集的小胜给部队带来久违的兴奋，也带来了期待值的抬高。胜利后不久，前线电话里传来一句简单的询问：“泗县守军不过两团，拿得下吗？”参谋随口脱口而出：“三天足够。”这番乐观在夜色里显得振奋，却也埋下隐患。泗县位置要害，守城的桂系第七军素有“钢七军”之称，白崇禧整训后，这支部队火力配比高于国军平均线，两侧炮兵阵地掩映在稻田与坟岗间，榴弹炮和迫击炮的射界层层交叉。薛岳得知我军动向，连夜电令城防深挖暗堡，所有街口增筑钢轨拒马，还从徐州调来少量战机待命。

决定出兵前，陈毅与参谋部争论最激烈的一次，持续了整整两个时辰。有人主张迂回到五河、灵璧，切断铁路补给；也有人坚持先吃掉泗县，以便连通淮北与鲁南。最终，集中优势兵力正面攻城的方案占了上风。曾有人提醒：城墙高，火炮少，但朝阳集的余威盖过了谨慎。至8月初，山野军集中了22个团，几乎把手里能调的主力都压在这座四面环水的小城外。

攻势从7日拂晓打响，第一梯队用木梯和爆破筒硬顶，鹿鸣山、鸽子山几个制高点很快拿下。但真正贴近外壕时才发现，雨季带来的泥水把壕沟抹成沼泽，炸药包频频哑火，轻重机枪刚一上堑壕就被对面榴弹掀翻。城头射孔稠密，敌人轮换射击几乎不停，弹雨将进攻分队切成了散点。短促的冲击未果，只能暂退重整。老排长喘着粗气，回头冲工兵喊了一句：“可要是再来几门山炮，兄弟们能少流多少血啊。”这一声抱怨，并没有谁能回答。
8日午后，国军炮群开始反制。三发150毫米榴弹正中我军集火阵地，土坞坍塌，弹药箱接连爆炸。空中两架P-47呼啸而来，把城外简易救护所扫射得尘土飞扬。步兵在田埂上卧倒，看着天边翻滚的黑烟，才真正体味到“火力差距”四个字的分量。当夜再度冲锋，城墙借着探照灯的光芒显得冷峻，几次爆破都被震飞。到凌晨，总攻命令被迫暂停，山野军8师1.1万人里折损已逾2700。

9日傍晚，陈毅令部队向睢宁方向撤出接触。此时雨还在下，抬担架的民工鞋底被泥巴黏得拔不开。一次人数与气势看似占优的攻坚战，就这么折在城墙阴影里。事后复盘，结论无外乎三条：缺炮兵、缺攻城器材、缺制空权。桂系守军虽仅两团，却配有集束排炮与密集火力网，加之严苛督战制度，使得其守势如钢筋混凝土一般难撼。
泗县失利对华东野战军触动极大。战报上先写伤亡数字，再列装备损毁，最后一句话却最刺眼：“以后类似攻坚，应待火力充足时再行。”从此以后，“求歼不求攻坚”被反复强调，华野更多选择打运动、打迂回、抓薄弱环节。一个明显变化是：各纵队将缴获的美式火炮拆解成教学范本，分片区轮训；工兵营也不再是“挖壕部队”，而被要求熟悉爆破、修路和防空掩体。到1947年冬，华东部队已能在孟良崮用上数百门火炮共同编织火网，这背后少不了泗县城下那场教训。

有人说，解放战争前期不打国军精锐是躲避锋芒，更准确的解释却是条件不允许硬碰硬。兵力数字可以靠动员迅速放大，火力差距却必须用时间、装备和训练去填。泗县的一声闷雷，把这种现实敲在了所有指挥员的心口上，也让后来每一次“该打还是该绕”的争论多了冷静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