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痊愈归国后，宋时轮提出辞去兵团司令愿做副手，陈毅态度坚决表示不同意！
1949年4月23日，泰州白马庙操场上风还带着湿冷，十三名身着杂色军装的干部整齐列队，一张写着“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大会”的门板正当横在两棵树之间。这支在田间地头宣告诞生的部队，连一块像样的军旗都还没来得及缝制，却有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司令员——张爱萍。
站在队首的张爱萍，帽檐压得很低，额角那道隐约可见的旧疤仍微微发红。谁能想到，这位新任海军掌门三年前还在担架上与死神赛跑。更少人知道，他能否留在前线，曾一度取决于另一位老战友宋时轮的几句话。
时间拨回到1946年盛夏。华中前线，滚滚车流塞住了津浦路。雨后黄泥化浆，卡车一次次打滑。突然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传来，一辆吉普侧翻，副司令员张爱萍被车门与石壁夹住。抢救人员硬是把他拖了出来，鲜血浸湿了战袍。医护判断：颅骨多处裂缝，至少半年无法行动。粟裕在一旁焦急地问：“能挺过去吗？”军医只说了一句：“运气得好。”那一夜，野战医院的煤油灯晃了一宿。

然而，人的意志有时比骨头更硬。到1948年底，张爱萍在东北休养时已能拄拐慢行，可战场早已转入战略决战阶段。辽沈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再也坐不住。冬日凌晨，他披衣起身，独自推开门，对护理员轻声说：“我要回去。”话音落地，他便钻进那辆修到勉强能跑的旧吉普，沿沈阳、锦州、天津一路南下，终点直指三野司令部所在的蚌埠。
抵达后，他递上请战报告。可九兵团的司令员位置早有人——老朋友宋时轮。名额已满，文件又写得明明白白：暂编制不增不减。张爱萍却不肯松口。军委未批复前，谁也拿他没辙。
宋时轮干脆闯进指挥部：“老陈，让老张来当司令，我去当副手行不？”一句话把屋里人说愣了。张爱萍急了：“老宋，你别胡闹！”宋时轮笑嘻嘻：“咱俩谁当司令不都一样？打胜仗最要紧。”陈毅抬手制止：“不行！组织不是儿戏，队伍也要稳定。你们都别争。”

渡江战役迫在眉睫，三野各兵团已排兵布阵定位妥当。此时贸然换将，恐添变数。陈毅向北京发电报请示。很快，电话打来：“张爱萍暂调北平，先到外交部门报到。”原来，国共和谈虽在即将失败的边缘摇摆，但外事干部奇缺，高层看重他办事果敢、外语尚可，便想让他顶上。
张爱萍转身便走，北京的冬风刮得他旧伤隐痛。好景不长，3月里又接到中央新指示：“东南沿海必须尽快建立水上武装，张爱萍赴华东筹建海军。”文件干脆利落，他也没多问，只在备忘本上写了四个字：换岗如令。
4月，白马庙那场简陋的成立大会便这样举行。参会者凑够十三人，其中还包括几名刚从陆军调来的通信兵。现役舰艇倒也有——缴获的日军小炮艇两艘、国民党起义舰两条，再加若干报废渔船。张爱萍笑称：“舰队是小，可心气儿得大。”有人好奇他为何敢接这烫手山芋，他只摇头：“打过仗的人，见惯了什么都没有。”

不得不说，这份“从零起步”的勇气离不开战友扶持。宋时轮把几名懂无线电的骨干塞到华东海军；张震转送一批地图资料；就连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也专门批了几台报务设备南运。组织间的默契，化成海军仓促起步时最珍贵的资源。
海军创立初期，张爱萍的办公桌就是一只没盖的弹药箱。他一边催人画舰艇草图，一边吩咐各地收集残存舰只。晚上写完电报，他常把旧草帽压在桌角驱蚊。同僚提醒他注意伤口，他摆摆手：“头疼是我的事，船下水才是大家的事。”这种“不问难易只管打”的脾性，在陆战时如此，到了水面上也未改分毫。

短短数月，泰州训练营里便竖起了信号桅杆，第一批水兵穿着各式布鞋操练。很多细节看上去粗糙却务实：没有航海罗经，就掏出陆军行军指北针；缺乏水性的新兵泡在水里绑着木板先学漂浮。张爱萍提出“三个字”：先能走，再能打。简单，却成了后来海军训练的雏形。
透过这些折转，可见战时人事棋局的精妙。高层要考虑战局布局，也要兼顾将领所长；将领们既有私人情谊，又决不逾越组织原则；个人命运随命令起落，却在每一次调岗中开出新的战线。若没有张爱萍那股“活就回前线”的韧劲，若没有宋时轮“我去当副手”的率性，也许华东海军的司令名字会是另一位，但那段艰苦创业的光景，却仍然要有人去扛。
白马庙的泥土早已硬结，昔日的操场现在变成训练基地。老兵回忆创舰时常说，“那天没鞭炮，连号角都没一支，就听张司令拍着桌子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海军！’”简短一声宣告，把陆地上的战功和水上的未知连在了一起。至此，张爱萍的履历翻开了新篇，解放战争的炽热火线，也在这位将军的坚毅身影里，悄然接续向海的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