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战争年代曾是李先念的警卫员，后来逐步成长，最终以县工业局副局长身份光荣退休
1943年盛夏，湖北洪湖上空传来一阵轰鸣，一架美军运输机油料告罄只得迫降在苇荡之间。五名金发碧眼的飞行员被紧张包围，正无所适从。此时，二十一岁的陈辉庭领着几名战友赶到，他双手高举步枪示意安全，转头对身旁的译电员低声说了一句：“告诉他们，跟我们走，别怕。”这场偶遇，成了他军旅生涯里最奇特的一幕，却只是众多任务里不起眼的一桩小事。
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部里，陈辉庭的正式番号是警卫连战士。外人看，他的职责是紧跟师长李先念，端茶送水，警戒站岗，似乎与冲锋陷阵无关。可在那支兵员紧张到“连炊事班都背枪上阵”的部队里，警卫就是战士，也是参谋。李先念常半开玩笑：“当我的警卫，可不单是端盒饭，还得替我想三步。”陈辉庭把这话记了一辈子。

若把镜头往前推二十年，会看到另一个场景：1922年秋，天门蒋家场的田垄边，四个孩子围着一碗稀粥分食，最小的就是刚满周岁的陈辉庭。瘦弱、衣衫褴褛，是那一代佃农孩子的共同底色。贫瘠的土地、日头下的长工生活，让他很早明白一个道理：穷人想改命，只能靠自己。也正因此，19岁那年的一纸动员令，像烈火照亮夜空，他二话不说报名，从此将乡村少年与战火岁月捆在一起。
新四军的训练基地里，枪声与马列读本并行。部队规定：班排长必须带头识字，普通战士也要学政治。白天跑山打靶，夜里挑灯读《论持久战》，这是陈辉庭最初的“军校”。1944年4月15日，他在一盏煤油灯下按红手印，正式成为中共党员。那一刻，他的世界从家乡稻田扩展到更辽阔的抗日战场。
同年冬，五师决定强行通过日军仍掌控的襄阳—沙洋铁路，掩护地方干部北上。夜色里，铁轨在脚下发出冰冷金属声，敌人探照灯划破黑暗。一声枪响后，陈辉庭感觉左肩一麻，血顺着棉衣往下淌。卫生员粗糙地裹了几圈纱布，他咬牙硬撑，把李先念从弹雨中推到路基下。等冲杀结束，他才发现，那条被打烂的衣袖已粘在肉里。战地没有“休养”二字，他背起枪继续赶路。

中原突围到来时是1946年6月26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向大洪山合围。师部决定分路突围，枪火中人马各自为战。“书也带上？”有人问。“跑得快，就是马列！”首长一句俏皮话，引来一阵短促的笑。最终，李先念成功北上，陈辉庭则随友军穿越豫鄂边地，靠一袋炒米和几块红薯硬撑出包围圈。临别时，李先念把自己的钢笔塞进他手里：“留着，能写字就能干革命。”这支钢笔后来一直躺在陈辉庭的书桌抽屉里，直到他晚年去世，人们才在旧棉袄口袋里翻出它。
新中国成立后，战士们被召回家乡的山川田野。1950年冬，陈辉庭被派到来凤旧司区，出任区武装部长，任务是收缴散落枪支、组建民兵。山区交通闭塞，土家汉子们对新政权将信将疑，他便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人嘀咕：“当官了，怕是忘了当年的草鞋吧？”他笑答：“草鞋还在脚上，粮仓得靠我们自己修。”一句土味玩笑，换来一碗包谷烧酒，也换来第一批自愿登记的民兵。

1956年，他胸前别上了银光闪闪的解放奖章。那天夜里，他摸着奖章对老战友说：“咱总算没给五师丢人。”之后，他调入县建筑公司，负责党支部工作。长年征战留下的旧伤在爬脚手架时常常刺痛，但他依旧和工人一起扛砖、抹灰。1959年冬天的工棚里滴水成冰，工人嘲笑他：“副局长还弄得一身灰？”他一边擤着鼻涕一边答：“当年连雪窝子都睡过，这算啥？”
1981年夏天，陈辉庭卸下县工业局副局长的担子，悄无声息地退居二线。有人问他，戎马一生，到底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他沉思片刻，淡淡答道：“夜里给首长打好洗脸水，端着枪守门，那会子最不能走神。”简单一句，却像拓印下了那一代人的底色——把保家卫国写进日常，把个人生死排在身后。

研究新四军史的人常提到这样一条规律：政治工作渗入战士生活，才让队伍在艰难中保持向心力。陈辉庭正是被这个体系塑造出的“多面手”之一——枪杆子能冲锋，笔头子能写材料，回到地方还能挑起经济建设的担子。对县里工厂的老工人而言，他是耐心倾听的“陈局”；对当年一起过沔阳湖、翻大别山的老战友而言，他永远是那个在半夜摸黑给大家找干粮的小兄弟。
岁月流转，如今在蒋家场还能看到陈家那片老屋，檐下悬着的却不是勋章，而是斑驳的草鞋。乡亲们说，那是他特意留给后人的。这位曾在枪林弹雨中护卫师长的乡下孩子，用一生证明：历史大势的洪流里，默默无闻的每一次选择，终会汇成改变时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