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和身边人聊起周总理的秘书配置，他说道，周总理早年足足有二十多位秘书，后来精简到十八人，到最后就只留下四个人，主席直言，身边工作人员不在多，重在精干好用，机关机构更不能搞得臃肿庞大。
 
196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依旧亮着，周恩来正埋头批阅文件，桌上电报、请示摞得像小山，第二天，毛泽东把他叫来，半开玩笑地说：“你那里秘书多得像排队领饭的战士啊！”
 
这句玩笑点燃了周恩来心头思量已久的念头，毛泽东一贯倡导“精兵简政”，早在1965年就提出“机关革命化”，明确指示“人少是好事，人多是坏事”。
 
此前某位中央领导的秘书因办事不力导致疏漏，毛泽东曾当面批评：“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
 
周恩来心中猛地一怔——在国务院所有部门中，秘书最多的非自己莫属。
 
他深知，机构臃肿必然导致决策迟缓，而他本人事必躬亲，秘书一多反倒陷入事务主义怪圈，于是，他立即着手精简。
 
此后短短数周，他像工程师拆机器一样逐项精简：值班室划归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电报交外交部门，军事简报退回总参……1957年底至1958年，总理办公室秘书从十几人精简到8人。
 
1965年，“总理办公室”牌子正式撤销，改设“总理值班室”，秘书只剩下两三人。
 
精简之后，剩下的秘书个个身兼多职、一专多能，据秘书纪东回忆，当时两人严格分工：钱嘉东负责外交、外事，纪东负责党政军群。
 
两人昼夜轮替，办公室的灯永不熄灭，只为及时掌握全国各地每一个动态，在出访外国时，他们一边整理材料，一边草拟电报，一人挑起全盘事务，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笑称，自己陪总理出访数十个国家，常常连那些城市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秘书并不在多，在于精干好用。”周恩来说的这句话，正是毛泽东用人原则的生动体现。
 
精简后，周总理得以将更多精力投注到核心外交事务上，正是在70年代初期，中美打开坚冰、中日邦交正常化，新中国迎来建交高潮。
 
1965年1月，“总理办公室”的牌子最终卸下，那天中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请大家吃了一顿便饭，四菜一汤，吃完饭，周恩来站起来招呼大家合影留念，昔日十几个人的团队就此散去，有的去了外交部，有的调入国防科委。
 
1968年8月，25岁的纪东从中央警卫团转岗到西花厅，那时，总理身边只剩孙岳、钱嘉东、张作文3人，不久后孙岳“支工”离去，张作文因病休假，最终只剩钱嘉东和纪东两人，护送周总理走过他人生最后的风雨。
 
从二十多人到两人——精简的过程固然痛苦，但它锤炼出的高效与纯粹，赋予了国家机器更强劲的运转力量。
 
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身边人不在多，在于精干好用，机关机构更不能臃肿庞大。
 
几十年后回望这段往事，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机构精简，更是一种率先垂范、刀刃向内的为政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