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60年出访印度途中经过医院，特意询问“陈老在吗”，这位陈老究竟是谁？
1938年正月初二，新加坡港口灯光未歇，海风掠过甲板。陈嘉庚站在码头尽头，衣襟被吹得猎猎作响。听到筹款箱落地的撞击声，他抬手示意停下，说道：“再重，也得运回去，枪炮急着用。”身旁的一名船主迟疑：“真拿全部家底？”陈嘉庚没回头，只留下一句：“国难当前，留银子做什么？”黑夜里，这几句话像铁钉一样钉在众人心里。
很少有人知道，短短三个月，东南亚华侨捐出的金条与药品已足够装备两个师。这份组织力并非凭空出现，早在“九一八”后，商会、校友会、同乡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系在一起，那根绳子便是“南侨总会”。陈嘉庚以董事长的身份担纲主席，却从不自称领袖，他更乐意被叫“集美校长”。因为在福建，他凭一己之力建起小学、中学、再到厦门大学，读书人的底子让他坚信：救国先救心。

抗战全面爆发，新加坡报纸头条每日更新前线损失，侨胞焦躁。陈嘉庚偏要反其道而行，他把印刷机对准希望。创办《南洋商报》时，有人提醒刊登悲壮故事更能催捐，他摇头：“情绪可以掀浪，但知识才能筑堤。”版面上出现大量兵工厂改造图、游击战讲解，读者越来越多，捐款速度反倒提升。这种“知识+热血”的路径，在当时颇为少见。
1940年春，他带“慰劳团”踏上西北黄土。刚到西安，就被国民党地方官婉言“劝返”。陈嘉庚笑而不语，夜里换车连夜北上。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同他席地而坐。周恩来客气地递过一杯淡茶，陈嘉庚脱口：“茶淡，但志不淡。”毛泽东哈哈大笑。三人谈到天亮，话题只有两个：抗战与教育。

回到重庆，蒋介石设宴接风，言辞间不忘指责共产党。陈嘉庚没有争辩，酒到半酣，他放下杯子，起身告辞。第二天，《西北观感》在报纸全文刊登，他写道：“一支队伍若肯为民族死，他人无权嘲笑其颜色。”国民党报章斥之为“偏听共党”，可东南亚侨界却将文章翻印数万册，邮寄到橡胶园、锡矿坑，连私塾先生都拿它当范文讲解。
抗战胜利后，新的危机浮现。1946年，山城会议破裂，内战暗流汹涌。陈嘉庚公开呼吁：“枪口再对内，便是民族的失血。”美国顾问团抵南京，他发电文要求停止美援，言辞之锋利，让旧交愕然。有政客劝他保持沉默，他只回应四个字：“事关生死。”

1949年夏，他应邀北上。在北平协和礼堂，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举行，他年近七十，却被推到前排。当选常委后，他对周恩来说：“侨心难测，团结先行。”几个月后，中国侨联挂牌，他担任首任主席，提出“侨居地守法、祖籍国尽忠”的十六字方针。为了让海外华侨了解新中国，他请周恩来派人去新加坡主持报纸，夏衍于是动身南下，《南侨日报》很快在狮城街头铺开。
1958年，陈嘉庚在北京被确诊为胃癌。医生建议手术，他却先拨电报至新加坡：“基金会账本整理妥当未？”交代完校务与侨务，才推门进手术室。住院期间，周恩来总会抽空来看，两人不议政事，只闲谈菜粥和闽南戏。护士偶尔听见，周恩来还笑着调侃：“陈老，您要是偷溜回厨房，我们可要联合警卫抓您。”

1960年4月，周恩来启程赴新德里处理边界问题。汽车驶出中南海不久，他突然让司机转向协和。随行人员略显意外，总理却说：“天有变，先报一声平安，让老人家放心。”病床上的陈嘉庚已经难起身，听到脚步声，慢慢抬手：“印度之行多艰，务请保重。”周恩来答得轻：“山高路远，心却近。”十几分钟后，车队再次启动，留下一束淡茶香。
一年后，陈嘉庚与世长辞。讣告发往全球，许多华侨用集美校歌代替哀乐。有人统计，他一生为国捐款折合数十亿，更多人记得的是那句朴素的告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侨亦然”。